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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喜福会经济言说策略 　　摘要　在早期好莱坞电影里，华人往往处于社会经济的最底层，被定型化塑造为“可憎的异类”。电影《喜福会》运用经济言说策略成功她塑造了华人中产阶级“可爱的正常人”形象，颠覆了早期好莱坞电影对华人的定型化塑造。 　　关键词　好莱坞电影　华人　定型化塑造　《喜福会》　中产阶级 　　 　　一、引言 　　 　　电影《喜福会》上映后美国NBC新闻指出该影片是第一部把华人作为可爱的正常人来呈现的好莱坞电影。符号学告诉我们，“二元对立是人类思想的基础，是表达意义的基石”，人们通常借助语言等符号的二元对立关系来理解符号的意义。因此，上述出自美国主流媒体NBO的评论及该评论隐含意义“此前的好莱坞电影都是把华人作为可憎的异类来呈现的”中蕴含的可爱，可憎、正常人屏类两组对立概念就成了我们在好莱坞电影这一历史语境中解读华人形象的关键词。在早期好莱坞电影里，华人往往处于社会经济的最底层，被定型化塑造为“可憎的异类”。影片《喜福会》运用经济言说策略成功地塑造了在美华人中产阶级的形象，观众赋予人物“可爱的正常人”的情感认同，颠覆了早期好莱坞电影对华人的定型化塑造。 　　 　　二、早期好莱坞电影对华人的定型化塑造 　　 　　好莱坞电影历来对华人进行定型化塑造。华人在早期影片中往往以矿场苦力、铁路劳工、仆人、厨师、洗衣匠的身份出现，他们处于社会经济的最底层，默默无闻地为白人效力。影片常常聚焦于文化的外部层面，从外貌、穿着、饮食习惯等方面将他们描绘成种族的他者。华人在不同影片中以相同的令人憎恶的劣等种族形象出现。他们千篇一律地长着斜眼、拖着辫子、吸食鸦片、衣着怪异、沉默寡言或说洋泾宾英语、卑躬屈膝、逆来顺受。他们永远是不可同化的外国人、可憎的异类，是“熔炉”同化理论的反面注释。他们在影片中作为占据银幕中心的白人的褒义形象的反衬而存在，没有历史，没有将来，充其量为白人的生活提供喜剧性的调剂因素，使其获得文化心理满足。 　　影片对华人的这种定型化形象塑造和边缘化叙事策略既将华人族裔生活中价值观体系和家庭生活等核心内容隐于无形，暗示文化的外部构成其实质，又剥夺了华人在族裔经验中的主体性，对观众进行信息误导的同时也遮蔽了华人的族裔经验现实。白人文化价值观成为唯一具有合法性的存在，人们对社会情境也只能仿效白人的模式作出单一的回应，因为传媒“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化生产者，但其大范围的传播却可以决定性地赋予某种文化以优势。” 　　人们从好莱坞电影中看到的华人形象不是在文化真空中产生的，是运行于社会的各种动力的反映。大众传媒中的歧视和种族主义不可能独立于其他社会因素，而是与各种政治、社会、经济现实激化的操控相关的。美国商业传媒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定型化塑造是其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维持社会现状的手段。好莱坞电影投射的华人形象往往是美国社会流行或流行过的社会、政治、经济观念的精确反映。正如历史学家罗纳德?塔卡奇(Ronald Takaki)所说：在美国，“肤色”运行于经济语境。亚洲移民为满足种植园、铁路、矿场、工厂、罐头厂、农场劳力的需求来到这。雇佣者付给他们少于白人劳工的工资，并使他们相互竞争以压低双方的工资……致使白人劳工要求把已在这的亚洲移民限制进隔离的低工资工种劳工市场并排除将来的亚洲移民。于是白人资本家和劳工两个阶级的利益都要求亚洲人成为“陌生人”。 　　因此，好莱坞电影将华人定型化塑造为“可憎的异类”即是“通过规避和表征维护现状”：规避对社会本质和结构提出根本问题，通过让观众“眼见为实”暗示一切如其看起来那般或如其表征的一般。华人与其他亚洲族裔群体处于美国社会的边缘地位，其影视可见度在历史上长期受制于主流社会霸权文化的审查制度，其影视形象遭到扭曲，无法拥有对自己历史的理解，其生活现实在影视等大众传媒中遭到否定或湮灭。 　　 　　三、电影《喜福会》的经济言说策略 　　 　　电影《喜福会》依据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同名成名小说改编。影片讲述四位华人移民母亲及她们生养在美国的女儿们的故事，以美国华人家庭生活、文化价值观代际冲为中心内容。白人在片中只占据微不足道的角色。在此华人／白人影片话语权逆转的前提下，影片运用经济言说策略成功地塑造了华人中产阶级“可爱的正常人”形象。颠覆了早期好莱坞电影对华人的定型化塑造。 　　影片使用的倒叙叙事策略给了人物回忆过去、讲述故事的机会，更使观众强烈感受到过去/当下的时间界分。历史过往总是指向现在或将来的，因此当下无疑成为影片的叙事焦点《喜福会》在呈现人物的当下生活图景时反复使用人物服饰、职业、生活方式等符号体系传达给观众的信息是：这是一群中产阶级的生活。藉着美国社会盛行的物质主义文化元素，影片昭示人物在社会经济阶层上获得上升，颠覆了以往好莱坞电影中华人的社会经济边缘处境，给观众造成强大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