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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科学形象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然而，人们对福泽的认识往往停留在其后期在甲午战争中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者形象，或是将其作为倡导日本“脱亚入欧”论的魁首。这样的认识已经严重偏离了福泽的思想内容。另外，福泽在其思想中所表现出的对于近代自然科学的信心，对于“数理学”的重视也往往为研究者所忽视。文章正是针对这一研究的不足，试图对福泽谕吉的科学形象作出初步的描绘。 　　一、杂多中的统一：福泽谕吉思想概述 　　福泽谕吉生于天宝年间，其后的青年思想家德富苏峰曾高呼“天保的老人，退下去！”，针对的也正是福泽为代表的这一时期的思想家。相较于苏峰的激进，作为经历过幕藩体制的“天保老人”，福泽的思想既复杂也杂多，贯穿于其著作《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等以及《时事新报》中的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要求排除“权力偏重”――社会价值集中于政治权利的传统。关于这一点，在《文明论概略》的第九章“日本文明的来源”中，福泽作了详细的论述：“文明的自由，并不是用其他自由所能换取到的，只有允许享受各种权利，使能获得各种利益，容纳各家的意见，使各种力量得以发挥，彼此保持均衡，才存在这种自由。自由也可以说是从不自由当中孕育出来的。”“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不论政府、人民、学者或者官吏等各种不同阶层，凡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不管智力也好，膂力也好，只要叫做力量，就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今天学者讨论权力问题时，往往把政府和人民对立起来，……不论大小，也不论公私，只要有人的关系，就没有不存在着权力的偏重。”福泽极力强调经济、学问、教育、宗教等各个文化领域的独立性，并由此一贯反对政府对这些领域的介入。他认为，要使这些文化领域的多样性和自主性的发展成为可能，其根本前提在于培养具有独立性格的人民。所谓“独立的精神”，在伦理上是指自由平等的人际关系，在逻辑上是指客观地有法则地把握人士对象的方法，用谕吉的话说就是“数理学”的思维方法。他认为这两者是近代欧洲文明优越性的根本秘密。 　　第二，福泽要求在国际政治冲突中保护和伸张日本国权。这个主题与第一个主题紧密相关，“一身独立才能一国独立”是福泽反复强调的命题。他的一生始终坚持了第一个主题，但在第二个主题――国权论上却发生了前后的本质变化。他而后产生的对外主张，在现实中与日本帝国的大陆扩张冲动合了拍。因而，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福泽的确有过不甚光彩的一幕，也与他一贯远离政治的主张相悖。这也正是其思想复杂性的一个体现。 　　当然，自幕末至维新，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福泽的思想也在一贯性的坚持中存在不停歇的波动。但有一点始终未变：他一刻也没有中断他的洋学研究和教育。随着维新后所谓文明开化时代的到来，福泽作为启蒙思想家开始了他绚烂多彩的活动。 　　二、福泽的“数理学”思维方式 　　福泽谕吉是一位个性鲜明的思想家，这种鲜明的特征源于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初读《文明论概略》，往往觉得他过于“相对主义”，这也是他常招非议的一点。但若深入就会发现，福泽的每一个主张都有其具体的历史情境，针对不同的情境，即使是相同的对象，也有可能做出完全相反的论断。 　　按照丸山真男先生的理解，《文明论概略》是最鲜明地表现其基本思维方法的著作。《概略》以此句起首：“轻重长短善恶是非等字，产生于相对的思考。没有轻不可有重，没有善不可有恶。因为，所谓轻只是与重比起来相对地轻，所谓善只是与恶比起来相对地善。若不是两者相比较，就不可能谈论轻重善恶。像这样通过把两者相比较，确定下来的重合善，叫作议论的本位。”这个命题是贯穿整部《文明论概略》的、福泽的思维方法的最简洁概括。 　　如果从最广义的范围来解释，这个命题可以归结为“价值判断的相对性”主张。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具体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的现实之中，并不存在什么终极的真理或绝对的善。所谓“善”“恶”，无非是在“进一步的善与更甚的恶之间、进一步的重要与更不重要之间、进一步的‘是’与更大的‘非’之间作选择”。因此，不应把“价值”看成是内在于某事物的固定性质，应该看事物在所处的具体环境下能带来的实际效果如何而定。 　　把价值判断与具体情境相结合的思维方法并不是指当时当地的偶然主意，而是指福泽的思维方法中支配他的思想反复变动的根本主题。以《文明论概略》而言，他在其中关于社会、政治、文化各个领域的论述，几乎都是针对当时当地现实状况出发的。因为福泽的论述方法具有这样的性质，所以如果无视他所针对的具体状况，就不能真正理解福泽的思想。 　　《概略》第二章的以下一段：“日本人当前的唯一任务就是保卫国体。保卫国体就是不丧失国家的政权。为此，必须提高人民的智力。提高智力的办法固然很多，但是，首先在于摆脱旧习的迷惑，汲取西洋的文明精神。”在福泽那里，近代文明的合理性是由两方面的条件制约的。一方面，欧洲文明的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