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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人风骨对傅山书学思想影响 　　一、傅山的民族意识与“宁拙毋巧” 　　 　　1607年，傅山出生于山西太原府阳曲县的一个书香世家。自幼家境殷实，家族的声誉和势力曾在当地显赫不凡。傅山的少壮年大半是在读书、临池和治印中度过的，然而这种平静安逸的生活却随着大明王朝（1640年前后）面临的存亡危机而一去不返。动荡不安的时局将忧国忧民的傅山卷入到长期的抗清复明运动当中，并使他由此开始了长年的颠沛流离生活。多年间，傅山虽然饱尝艰辛动荡的磨砺，但他从未想过忍辱偷生，誓死不做“贰臣”。 1644年八月，傅山出家为道士，着朱衣，戴黄冠，以示对故国的哀思和对清廷的仇视。即便后因“朱衣道人案”受刑下狱，也从未停止反清的抗争。全祖望在《阳曲傅青主先生事略》中说，“先生入狱，抗词不屈，绝食九日，几死。”足见其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不屈的精神气节。 　　由于明王朝的“天崩地解”，作为前朝官员子弟的傅山只能生活在极其矛盾的精神炼狱当中，满腔悲愤情绪也毫不掩饰地流露到他的书学思想和书风之中。傅山“四宁四毋”论中的“宁拙毋巧”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来的。 　　他曾在《训子帖》中写道：“贫道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法，无所不临，而不能略肖。偶得赵子昂香光诗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此无他，即如人学正人君子，只觉觚棱难近，降而与匪人游，神情不觉其日亲日密，而无尔我者然也。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始复宗先人四、五世所学之鲁公，而苦为之。”（《霜红龛集》卷４，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 　　从文中不难看出，傅山年轻时是相当钟爱并潜心临习赵孟兆页 的书法，甚至到了“不数过而遂欲乱真”的地步。后来为何转而推崇颜真卿呢？其深层的原因是赵、颜二人在人品道德方面存在的巨大反差，促使傅山对本为宋朝宗室却在宋亡后侍奉元朝的赵孟?\产生了极度厌恶，他在《霜红龛集》卷22又写道：“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近细视之，亦无可厚非。”并坚定地认为“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学其书，必近其人，显然与其自身的忠于亡明的道德观念背道而驰。于是，傅山便将素以“忠君报国”著称的颜真卿作为膜拜的楷模，并对自身的书学观念及书风产生了与日俱增的影响。 　　傅山认为厚重浑朴的颜书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拙”。在他的观念中，“拙”是一种阳刚的大美，是书家高尚的思想境界的影射，不具备这种品格的书法，其人境界也必然是趋俗的。与此对应，赵孟?\书法的“圆转流丽”便成为不足效法的“巧”了。而“宁拙毋巧”则充分反映出傅山宁折不弯的民族意识和政治抵抗思想。 　　傅山的“宁拙毋巧”的书学思想，不仅深刻的影响了扬州八怪和清代碑学的兴起，并为近现代书法艺术的审美观念提供了全新的美学理论支撑。 　　 　　二、傅山的叛逆精神与“宁丑毋媚” 　　 　　在江河日下的明、清书坛，董其昌、赵孟?\的“熟媚绰约”之风盛行，书风日趋柔靡，傅山在针对性地提出 “宁丑毋媚”的论断，可谓“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这是傅山的叛逆精神在现实中的生动表现，也是其傲然不驯的心性和志趣的自然流露。傅山对三国时期的刘桢、祢衡等名士蔑视权贵的志行非常敬佩，崇敬祢衡在曹操面前表现出的“贱士难前”的狂放孤傲的精神，他与当时一批知名学者断然拒绝与入侵的清廷合作，沉潜民间，忧国忧民，深刻反思明亡的原因，而这种文人风骨的外延便转化为艺术上极力反对奴俗思想的美学观念，因此傅山的文人风骨不但是气节情操，更是学问修养。 　　傅山在《霜红龛集》中曾说：“楷书不自篆隶八分来，即奴态不足观矣。”可见傅山的审美追求是极力反对浓艳浮靡的奴态，鄙视贱态的低俗。 　　注重骨气既是傅山叛逆精神的形成基础，也是其书学思想的精神内核。他力倡以“骨气胜”，认为书法的关键不仅仅是字的结体和笔法，体现的是人的精神骨气，而这种骨气的形成依赖于人格的完善和提升，依赖于对大丈夫凛然风骨和高迈气节的培养。他曾说：“晋中前辈书法，皆以骨气胜，故动近鲁公，然多不传。太原习此伎者，独吾家代代不绝。”（《霜红龛集》卷40《杂记》五）他还在《作字示儿孙》诗中写道“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文章不可补。诚悬有至论，笔力不专主。一臂加五指，乾卦六爻睹。谁为用九者，心与腕是取。永真溯羲文，不易柳公语。未习鲁公书，先观鲁公诂。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他推崇柳公权“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的名言，期望在精神和艺术上能达到同样的高度。 　　学者朱谦之先生在其《明清之际思想家傅山和屈大钧》中说：“傅山是一个思想极其自由解放的人。他的反奴性思想，是当时民主主义思想倾向的最突出的表现。” 　　傅山不屑于奴颜媚骨、取悦于人的高贵孤傲的人格，决定了他只能作出“宁丑毋媚”的艺术选择。“宁丑毋媚”中“丑”，可以理解为一种与“媚”相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