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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众预测可能性在刑事法律解释中适用 　　摘要对于具体案件,法官根据不同的解释方法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法学方法论主张通过对解释方法适用的控制来实现结果的正确,但是通过特定解释方法产生的多种答案无法从终极意义上证明自己的正确性,不能证明自己比其他相异的结论更加优越。本文试图在法律解释中引入公众的预测可能性标准对解释过程进行制约,并从法官与公众视阈的融合、类比推理思维的运用及合理对话沟通理论的构建这几个方面探讨其在实践中的具体适用,以期使法律解释的结果更具有合理性且更易为社会公众所接受。 　　关键词公众预测可能性 刑事法律解释 类比推理 　　中图分类号:D92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9-341-02 　　 　　一、公众预测可能性的现实适用价值――从许霆ATM机恶意取款案谈起 　　 　　2006年4月,许霆在广州一ATM机取款时发现取款机发生了故障。当其取出1000元时,帐面上仅扣除了1元。连续取出4万元后,其回宿舍拿了胶袋叫上朋友郭某返回该取款机,继续利用系统的错误连续取款。最终,许霆获取17.5万元,郭某获取近2万元。许霆在逃亡一年多后被抓获。对于该案的定性,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有认为其行为构成盗窃罪,有认为构成侵占罪的,也有认为该行为属于合法交易,不构成犯罪。 　　之所以对同一个问题产生如此不同的结论,主要在于法律解释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法律用语并不是外延明确的概念,确切地说是多少具有弹性的表达方式。即使是明确的概念,也常包含一些本身欠缺明确界限的要素。另一方面,法官在引导法律与事实结合的时候,其行为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容,诸如法官对法律的理解、对事实的认识、对价值的追求等等,而这些理解、认识、追求都与法官的自身经历、学识密切相关。为获得正当的确定的法律解释结论,理论界与实务部门均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与尝试。但是通过特定解释方法产生的多种答案无法从终极意义上证明自己的正确性,无法证明自己比其他相异的结论更加优越。与此相对的,司法实践中却必然要求获得解释的唯一答案,否则案件无法得以解决。那么,能否寻找一个标准使该唯一的法律解释结果更具有合理性且更容易为社会公众所接受呢?从许霆案中也可看出,虽然众人对该案存在多种看法,但当一审以盗窃罪判处其无期徒刑时,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判决明显不公正。原因何在?笔者认为主要在于刑罚超过了人们的预期。人们很难将许霆的行为与罪大恶极、与无期徒刑划上等号。“法律解释的结论是否正当,不取决于法律文字本来被赋予何意,而取决于法律适用时的社会共同体的‘共同的看法’”。①因此,公众的预测可能性应当成为制约与判断刑事法律解释是否正当的重要内容。 　　 　　二、公众的预测可能性成为法律解释正当性判断标准的合理性 　　 　　(一)犯罪的本质特征要求刑事法律解释符合公众的预测可能性 　　在贝卡利亚看来,刑法是国家与公民互相签订的一个契约。这里包含了两个承诺,一个是公民的承诺,每个公民都承诺在自己违反契约时,应当受到契约规定的制裁;另一个是国家的承诺,国家承诺只在全体公民授权的范围内行使刑罚权,而不能滥施刑罚。因此,犯罪是人们因违背自己承诺而承担责任的行为。如果刑法的解释结果不具有可预测性,则意味着人们将无法在契约范围内享有对自己命运的决定权。虽然贝卡利亚因此而否定法律解释,认为“法律的精神需要探询,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公理了”②。但是笔者认为,其更多的是对因为法律的解释而易导致的司法随意与公民命运的不确定性的担忧。司法实践已证明了法律解释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只能在进行解释的时候追求解释结果与人们预测的相符。在保障司法的确定性与防止司法对人们权利的任意侵犯这一点上,我们与贝卡利亚所追求的是完全一致的。 　　(二)对秩序价值的追求要求刑事法律解释符合公众的预测可能性 　　秩序是人们自古以来追求的重要价值。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是必须有稳定的秩序,用秩序保障每个个体在不危及他人及人类整体生存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需要。要使法律为营造良好的社会秩序服务,公众对法律解释的预测可能性是必要前提,在某个具体案件中是否需要动用刑罚以及使用何种刑罚,刑罚的轻重是否适度等,最佳的选择是应当能使社会整体感到恰当。否则人身财产和心理的安全性无法得到保障,每个人都会设想自己处于犯罪人的地位时所可能遭受的不当处罚而对社会、国家充满恐惧感和不安全感,造成民心不稳。 　　(三)解释主体的多元化发展要求刑事法律解释符合公众的预测可能性 　　解释主体应该多元化,应该包括裁判者、学者、案件当事人在内的全部社会公众。这并不意味着公众的解释当然地具有法律效力,而是指公众具有根据自己的理解发表解释结论的权利。如在许霆案中,虽然公众的观点不会成为法律裁判的直接根据,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