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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多元文化背景下汉民族 　　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国民族学会汉民族分会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2003年汉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在云南昆明召开。与会者围绕“汉文化、多元文化与西部大开发”这一主题，着重讨论了以下问题： 　　 　　保护和发展西部多元文化，推进西部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 　　 　　由于受到全球化等浪潮的冲击，西部地区民族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着巨变，如何做到既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又保护民族多元文化，是本次研讨会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对这个问题，与会代表有如下认识： 　　广西民族学院的李富强教授从5个方面阐述了保护西部民族多元文化对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意义：保护和弘扬西部文化，维护文化多样性，有助于各民族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这是西部大开发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保护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可使各民族以最低的社会文化代价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护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可为西部经济发展探索一条新的道路；保护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有助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周竞红研究员认为，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客观存在着经济利益、文化价值以及社会交往上的矛盾，转型期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必须依赖政府调节为主导而发展。政府应采取如下措施：东西部地方政府间需进行有效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干部应建立良好的关系。东部在考虑经济效益的同时，不能忘记西部的民族特性和区域特性，真正做到互利互惠。而西部应对东部更加开放；政府应为东部与西部建立有效合作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目前，东部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能够参与西部开发的主要是那些加工型企业，这些企业对资源的消耗以及对资源地环境的影响必然存在。因此，企业之间、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企业与当地群众之间建立合作关系更加重要；政府要通过周详的法律来规范利益分配行为，使利益分配更具公平和公正性，同时使各民族对西部大开发的利益期待建立在更实际的基础上；西部民族地区各级地方政府及时处理不同民族间交往中的摩擦也是一个关键，解决问题的及时性和公正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事件变化的方向和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程度。总之，政府的指导与规范、政府对市场失效的有效调节都会对西部大开发中的汉族与少数民族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所的杨荆楚研究员认为，西部思想观念落后、国有经济比重高、劳动力文化素质偏低是西部实现小康社会的主要障碍。他提出，必须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快发展民营和个体私有经济，发展西部特色优势产业尤其是民族旅游业。 　　辽宁大学的张立真教授通过对近代历史上的左宗棠、丁宝桢、刘长佑、岑毓英等人关于西部开发的思想和实践的历史考察，探索了西部开发及其走向现代化的经验教训，这对于我们今天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新形势下汉民族和少数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辽宁省民族研究所张佳生研究员认为，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中华民族形成了在希望和要求统一的大背景下相互影响和相互认同的关系。女真在演变为满洲的过程中，就非常突出地展示了中国民族关系的特点，表现在：中国的民族关系是在矛盾中发展的。在封建社会，中国的民族关系主要是在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之间产生的。满族就是在进入中原成为统治民族后才形成的；中国的民族由于长期生活在统一的政治环境之中，长期的交往使他们互相间有种种联系，故而相互学习和影响也就容易得多。满洲人在形成过程中吸取其他民族文化，产生满洲文化，满族也随之诞生；中国民族之间有着强烈的认同性，各个民族对其他民族包括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基本上采取了承认和尊重的态度；满洲在吸取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文化的时候，一方面将其融和在本民族传统文化之中，从而促进本民族文化以及本民族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在输出本民族文化，以本民族文化影响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文化。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纳麒院长指出，中国民族存在“一”和“多”的双重关系。其中的第一重关系是中华民族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中华文化不是单纯的汉民族文化，它是所有民族文化的融合体，当然，汉文化对其形成起了主导作用；第二重关系是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汉文化是主体文化，汉文化的主体地位确立了汉族的主体地位。中华文化存在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所有民族都在其形成过程中贡献出自己文化的精髓。汉文化与多民族文化相互渗透，汉民族也在不断吸取少数民族文化的精华，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存在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两个纲领不能混淆。最高纲领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体发展，那时的中华民族是政治民族、文化民族，已经实现文化“大同”。但最高纲领不可能一蹴即就，必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才能实现，它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最低纲领即必须承认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