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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秀文化主流化成功 　　[摘要] 选秀文化多归属商业、大众文化，但中国红歌会却成功地融入了主流文化，既彰显了主流话语力量，又是大众娱乐化的典型，对这一个典型范例成功的探因无疑为中国电视娱乐化提供了可参考的路径。 　　[关键词] 中国红歌会 选秀文化 主流化 　　 　　中国电视的发展似乎超越了人们的想象，娱乐风暴从1997年始，席卷原本由主流文化引导的电视传媒，使其传播方式由以传者为中心逐渐转向以受众为中心，“电视作为明眼人都可以感受到的大众文化演练场，已经大规模踏入娱乐文化的追求中不可自拔”。矫枉必须过正，随着市场观念的形成和竞争现实，电视传媒对于节目定位的多元化，此现象本无可厚非，但是此时江西卫视以代表本土主流文化的《中国红歌会》的屡屡成功，如“万绿丛中一点红”，将“选秀文化”融入主流文化，其理性回归值得思考和总结提升。 　　 　　一，主流文化的理性回归 　　 　　1　娱乐当道的反拨 　　英国学者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在《电视与社会》一书中如是说：“电视主要是一种娱乐媒体，在电视上亮相的一切都具有娱乐性。”“任何一种电视节目的兴起与衰落都不是孤立的，它必然与电视节目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息息相关。”市场经济将受众带入了“消费时代”的这个大前提，电视节目的娱乐化已然成为大势所趋。不可忽视，真正引起中国电视娱乐化变革的是真人秀时代的到来，真人秀节目的娱乐体验就在于平民的参与，平民以参与者的身份拉近了与电视的距离，游戏的体验也提高了平民参与的决定权力，由此电视传媒机构、受众、节目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从电视行业的内部竞争环境来看，“人们拥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可以从许多新的传播者那里选择特定的媒介内容。这就是所谓的受众细分。”而中央电视台频道专业化以及2004年省级卫视集体改版，广告成了企业化管理的电视台生存重要依托，亦标志着市场争夺的新一轮开始。地域文化的特色、亲和力与诱惑力，也就成了吸引受众细分的亮点之一。江西卫视以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创办了《中国红歌会》，此真人秀节目区别于其他选秀节目，置于主流的文化背景，其举办成功用事实见证了选秀节目本土化制作的可行性，同时也让我们见证了主流文化的理性回归。 　　 　　2　主流文化力量的彰显 　　回顾“中国红歌会”的历程，起始于2006年十一黄金周井冈山上，大众踊跃参加，名家担纲评委，掀起热潮：2007年的五一黄金周，第二届“中国红歌会”重上井冈山拉开了序幕。7月推向全国，在老革命根据地湘鄂赣、晋冀鲁豫、陕甘宁、云贵川和北京等唱区唱响。红歌潮带动红色的收视潮。《中国红歌会》高扬主旋律，一改选秀节目的同质化与媚俗化，让真人秀与观众在欣赏红歌、回忆经典的同时接受传统的革命教育，主流文化悄然进入电视选秀文化。2007“中国红歌会”全国五大唱区共有10多万人报名参加，80岁老翁、4、5岁孩童皆踊跃参赛。从2007年《中国红歌会》晋级赛播出的收视率来看，居全国省级卫视同时段的第3名。最后一场总决赛“红色英雄”，全国收视总人口按收视率及覆盖率推算达2000万人。红歌会还将“舞台”搬到社会，真人秀去到老革命根据地实践比赛，虽然是短时间的锻炼，但对坚强、自立、艰苦奋斗精神的传承无疑是红色的一课。精英文化的代表――学者们也对《中国红歌会》认同，并感慨良多。著名指挥家滕矢初评论说：“红歌涵盖了深厚的文化和历史内涵，表现了特定时代的特定意义，选手们参赛不仅是为了结果，重要的是在演唱中得到熏陶，受到教育。” 　　 　　二、《中国红歌会》成功探因 　　 　　中国电视节目的娱乐化历经综艺一游戏一益智一真人秀等阶段，其娱乐狂欢，《超女》已到巅峰，似乎将青年受众带向遥遥无期的明星梦，但低谷与巅峰同在，一窝蜂的选秀节目同质化已引起受众的厌倦和反感，并对电视文化的庸俗化深感忧虑。中国红歌会的横空出世，红色娱乐给受众带来了一片清新，对电视娱乐泛滥是一个制衡和反拨。中国红歌会生逢其时，她仍是选秀节目，是大众娱乐化的典型，却一样彰显了主流话语力量，是主流话语与大众(商业)话语的理性的融合。其成功探因，有以下几点： 　　 　　1　红色历史资源的发掘 　　江西，无疑是一块凝聚着革命精神的土地。南昌、井冈山、瑞金作为江西红色文化的三个地标讲述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颂扬着自立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这在当下消费娱乐时代是久违了的缺失。而《中国红歌会》在比赛的环节设置上，突出地域特色，很好地运用了红色资源，使节目生动而感动。《中国红歌会》在比赛设置、评委选择、播出时段等方面都显示了浓浓的“红色情怀”。从比赛唱区选择上来看，选择了在全国具有代表性的革命根据地设立分唱区；在比赛评委的选择上，阎肃、牟玄甫、李双江等他们是红歌成长与发展的见证者，《中国红歌会》的播出时段与整个大的收视环境相契合，建军节、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