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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税制度与征管视角分析 　　自从有税收以来，就有逃税现象存在，古今中外皆然。逃税问题，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存在，在发达国家也广泛存在。各国不同程度存在的地下经济，都是税收所无法涉足的领域。要彻底消除逃税现象是不可能的。解决逃税问题的目标应定位为：在可行的约束条件下，尽可能地减少逃税规模。 　　逃税问题是否严重，与一国税收制度的设计有关，也与一国的税收征管水平有关。解决逃税问题，必须从这两方面入手。 　　 　　一、逃税与制度的设计 　　 　　（一）税制设计中应注意细节，减少漏洞 　　逃税现象的发生往往是纳税人运用了税收制度的漏洞的结果。以企业所得税为例，企业缴纳所得税税款的多少与其成本费用的核算直接相关，成本费用高了，应纳税所得额就少了，企业所要缴纳的税款就相应减少了。企业所得税制对成本费用的规定应更具可操作性，尽量避免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无关的费用挤占企业的成本费用。应注意成本配比原则的运用，只有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合理成本费用，才能罗列成本费用开支。企业所得税制的设计中，除需要对成本费用的范围作出界定外，还需要对成本费用的合理标准作出界定，而且应注意成本费用核算标准的可操作性和可监控性。 　　现实中，企业的成本费用与个人消费有时很难区分清楚。举例来说，企业需要一定的办公条件，办公桌的价格有高有底，有数千元的，有数十万元的，有数百万元甚至更高的。带有古董性质的更奢侈的桌子同样可以用来办公。办公室的装饰可以是普通的美术作品，也可以是价值连城的美术珍品。显然，古董性质的办公桌、价值连城的美术珍品，往往不是企业正常经营所需要的，而带有更多的个人消费性质。这样的成本费用能否算企业正常经营的成本费？难点在于如何界定企业办公条件的高档程度。在富可敌国的公司当中，数百万元的办公桌与公司的活动是相称的，但在规模不大的企业之中，这种价值的办公桌可能就超出了企业的正常需要。因此，具可操作性的方案，应该用企业收入的一定比例或其他能够代表企业实力的指标来限定企业的相关成本费用开支。 　　企业所得税制对成本费用的规定应尽可能细化，以增加可操作性。例如，企业的业务费用中的餐费，有多少是企业正常业务往来所必需的？从减少逃税的角度来看，应该区分企业正常应酬费用和个人就餐费用。其他一些国家的实践，说明这种区分是可行的。 　　（二）税制设计中应考虑纳税人的合理负担 　　过重的税负会导致纳税人的反感，提高逃税的预期收益，引发逃税；合理的税收负担能够提高纳税人遵从税制的积极性，减少逃税现象的发生。因此，在税制设计中，应该注意税收负担的合理性。 　　在中国现实中，由于政府收入权分散，税收收入不能代表政府的所有收入，与之相应地，税收负担有多种形式，有仅统计税收部门所征收税款部分的小口径的税收负担，有包括税收和收费在内的中口径的税收负担，还有包括税收、收费以及其他一切不合理的负担在内的大口径的税收负担。 　　税制设计中必须以中口径的税收负担为依据。大口径的税收负担所包含的对政府部门的付出，属于不合理不合法因素，应该通过制度的完善予以取消。小口径的税收负担不足以充分反映纳税人对政府的真实负担。适当的宏观税负水平，有助于让纳税人主动纳税。过高的税负水平，会鼓励纳税人逃税。新企业所得税税率选择25%就是充分考虑企业的负担。但现实中，仍有一些不太合理的税制。例如，个人所得税的工资薪金所得，实行从5%到45%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边际税率偏高，对个人所得税制的遵从显然是不利的。有人说，对富人应该课以重税。这种想法的初衷不错，但问题是其可操作性如何。一般说来，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主要是工薪阶层，富人有更多的逃避税手段，较高的边际税率最终损害的不是最高收入者，而恰恰是我们正在鼓励发展的中等收入阶层（中产阶级）的利益。 　　税收负担的合理与否，还反映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项目的确定上。还以个人所得税为例。现实中，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养老等大笔支出常常会给民众带来沉重的负担，前三者甚至被视为“新三座大山”。现行个人所得税制以个人为单位，没有考虑到家庭支出的需要，扣除项目偏少，且没有考虑到以上大笔支出负担。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便于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但这样的个人所得税制事实上加重了人们的负担。 　　（三）用税制度的设计：政府效率与财政透明度的提高 　　纳税人纳税的目的，是要享受相应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要让纳税人自觉遵守税法，提高税收遵从水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只有公共服务水平提高了，纳税人实实在在享受到纳税的好处之后，其自行申报的积极性才会得到提高。 　　做好税收工作，不仅仅是税务部门的事，更关系到政府各个部门。政府各部门的正常运作过程，都是税收资金的使用过程。只有让民众清楚地知道税收资金的流向，让政府官员树立起税收是公共产品的价格的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