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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论立法与法学当代使命有感 　　【摘要】 历史法学派在19世纪德国产生重要影响，以萨维尼为代表，提出法源于民族共同意识，主张立法应谨慎制定，对当今立法仍有借鉴意义。然而社会发展呈现出广度和深度，要求应合理的加快立法速度，以解决缤纷错杂的社会矛盾，实现立法维护秩序和保障权利的价值追求。 　　【关键词】 “民族精神”；立法先行；《反垄断法》；《劳动合同法》 　　 　　翻开书的第一页时，目瞪口呆，半文言文让人头脑发胀。但在耐下性子看完后，对这位法学大家的崇拜之情油然而生，仰慕他的睿智，同情晚年被排挤。在萨维尼（以下简称萨氏）生活的时代背景下，其观点无疑产生巨大价值。然而，时代车轮飞快前进，改写着历史的画卷，面对如今纷繁复杂的社会，在借鉴萨氏的部分观点基础上，笔者提出应合理的立法先行。 　　 　　一、萨氏的立法观念 　　 　　《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一书，起因于萨氏与帝博论战。论争的主旨是与蒂博商榷“我们心中所竭诚向往地，乃为同一目标，而朝思夕虑者，实现此目标之手段也。”他们在目的上是一致的，这就是“拥有一个坚实的法律制度，以抵御专擅与伪善对于我们的伤害；再者，我们都寻求国族的统一与团结，专心致志于秉持同一目标的科学研究”。只是萨氏鲜明地反对法典的仓促制定，认为“如果一个时代，条件尚不具备，则不可能以这种方式，经由立法来确定其诸种法律概念，如若径行其事，则其效果对于后续时代不无伤害”。可见，萨氏并非一味地否定当时德意志制订法典的能力问题，而是冷静地意识到立法的时机远未成熟。 　　萨氏指出，法典并不是绝然不能制定，只是一旦成就为法典后则必然带来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需要长久积累之成熟来克服。另外，当法学理论研究还不精深完备就盲目立法必然会损伤到法学研究本身。 　　其实，萨氏反对法典的制定主要基于其法的渊源理论，即法起源于民族的习惯和诞生于民族的共同意识之中。他认为“法律只能是土生土长和几乎盲目地发展，不能通过正式理性的立法手段来创建，在任何时候法律都是由内部的力量推动的”。“在所有每个人中同样地、生气勃勃地活动着的民族精神，是产生实在法的土壤”，只有民族共同意识即“民族精神”才是实在法的真正创造者。 　　萨氏作为历史法学派的代表，提出“法源自民族精神”的观点，拓宽了人们去寻找法的起源的途径，对当今处理国家法与乡规民约的关系仍有指导意义。在萨氏的努力下，德国民法典推迟近一个世纪才得以颁布，通过对罗马私法和日耳曼私法的长期研究，创立了一个庞大的民法体系，避免了当时法国学术界对法典的过分崇拜而造成对民法科学发展的阻碍。顾名思义，这些也正是历时法学派重要作用的体现，笔者不作赘述，论文仅选取立法速度这一角度，试图作进一步探讨。 　　 　　二、历史法学派的产生背景与当代中国的立法环境 　　 　　（一）历史法学派的产生背景 　　19世纪初期，德国处于拿破仑统治之下。拿破仑在占领区施行思想专制，推行法语，引起法德文化问题并伴随着民族矛盾遽然爆发。人们要求摆脱法国人救世主式的民族主义，而代之以对于自身民族生活和政治活动的自主安排。 　　拿破仑以《法国民法典》为利索而束缚各国，德意志各邦也无例外。随后拿破仑被推翻，该法典作为一种政治落魄的标志，几乎很快遭到抛弃。但以何种形式取而代之的问题，随即浮现。 　　以蒂博为代表的德国法哲学派，倡议对德国进行法典化改造，相信人类理性的力量足以摹写人类的心思，并转而据此设计出人类行为的完美规则，为人世生活编制恰切法网。 　　此观点遭到了历史法学派的激烈抨击，他们提出立法的意义在于“与习俗携手协力，将凡此种种疑虑和不确定性一扫而光，而揭示和保有纯粹的、真正的法律，民族的固有的意志。” 　　（二）当代中国的立法环境 　　自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近十年来，我国立法取得众多成就。各种法律法规多如牛毛，并且一些立法具有相当的先进性，如《合同法》、《破产法》及《物权法》等。 　　但大量的立法背后，也存在许多问题：(1)法律法规不健全，如社会保障法的缺失，一些重要领域的防治污染和保护环境的立法尚未指定；(2)法律可操作性较差，比如最近的地震发生后，1999年颁布的《公益事业捐赠法》就显得很苍白，对强迫捐赠、多头捐赠、捐赠权益的保护、“捐赠秀”、捐赠的监督等问题无法提供救济和制裁；(3)法律体系协调性不强，“立法撞车”现象比比皆是。 　　笔者认为，当立法出现空白时，我们对制定相关法律填补漏洞之必要性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倘若新制定的法律同样出现类似《公益事业捐赠法》的缺陷时，我们是否应学习萨氏放慢立法进程？答曰：时代在进步，法学的研究在深入，立法人员的素质在提高，并且法律是人类理性之产物，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有臻于郅治的法律。我们需要改变立法观念，摒弃“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经验性立法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