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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后鲁迅先生 　　辛亥革命是鲁迅一生当中经历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即便作为同情者、旁观者，鲁迅也从中获得了深切的体验。他个人的生活道路因这场革命而改变，而作为文学家、思想家，他对革命的理性思考、深刻分析和形象描绘，更是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发本文以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 　　 　　鲁迅与光复会、同盟会 　　 　　胡风在《鲁迅先生》一文中记下他同鲁迅关于同盟会和光复会的谈话，时间是20世纪30年代中叶： 　　我问：“周先生加入过同盟会没有?” 　　他答：“没有；我加入的是光复会。这不能说出去，他们知道了要更恨我的。” 　　胡风解释说，这里说的“他们”指国民党。光复会是章太炎发起成立的，大概和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政治纲领有差别。鲁迅曾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二人有师生之谊，所以鲁迅加入了光复会。后来，光复会不存在了，一部分会员加入了同盟会，假如鲁迅没有加入同盟会，当然会为同盟会不满。而国民党是与同盟会一脉相承的。 　　胡风的回忆是否准确，他的解释是否符合鲁迅的原意，这值得探究。岂止是同盟会，就连鲁迅曾否加入光复会也还是一个疑问。 　　鲁迅究竟是不是革命党人呢? 　　与鲁迅交往密切的许寿裳在《鲁迅先生年谱》1908年中注明，“是年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 　　但许寿裳说得太简单，没有交代更具体的时间和鲁迅的入会介绍人。而许寿裳本人人会是有介绍人的。他的这一断语并没有得到鲁迅二弟周作人的同意。当时，在东京，周作人与鲁迅住在一起，他与鲁迅的亲密程度至少不比许寿裳低。周作人回忆他们住在东京中越馆时同光复会成员接触的情况： 　　大概因为这里比较公寓方便，来的客也比以前多了，虽然本来也无非那几个人，不是亡命者，便是懒得去上学的人，他们不是星期日也是闲空的。这里主要的是陶焕卿、龚未生、陈子英、陶望潮这些人，差不多隔两天总有一个跑来，上天下地的谈上半天，天晴雨雪都没有关系，就只可惜钱德潜那时没有加入，不然更要热闹了，他也是在早稻田挂名，却是不去上课的。谈到吃饭的时候，主人如抽斗里有钱，买罐头牛肉来添菜，否则只好请用普通客饭，大抵总只是圆豆腐之外一木碗的豆瓣酱汤，好在来访的客人只图谈天，吃食本不在乎，例如陶焕卿即使给他一杯燕菜他也当作粉条喝下去，不觉得有什么好的。 　　这里说的陶焕卿名成章，是光复会的领导人之一。龚未生是另一个光复会领导人，章太炎的女婿。陈子英、陶望潮也都是光复会中人。光复会于1903年在日本酝酿，1904年10月在上海正式成立，其入会誓词是“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领导人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徐锡麟等，都是浙江人。关于陶成章，周作人还提供了这样的细节： 　　当时陶焕卿(成章)也亡命来东京，因为同乡的关系常来谈天，未生大抵同来。焕卿正在联络江浙会党，计画起义，太炎先生每戏呼为焕强盗或焕皇帝，来寓时大抵谈某地不久可以“动”，否则讲春秋时外交或战争情形，口讲指画，历历如在目前。尝避日本警吏注意，携文件一部分来寓嘱代收藏，有洋抄本一，系会党的联合会章，记有一条云：凡犯规者以刀劈之。又有空白票布，红布上盖印，又一枚红缎者，云是“龙头”，焕卿尝笑语日，填一张正龙头的票布何如?数月后焕卿移居，乃复来取去。 　　假如鲁迅接受了陶成章的“笑语”，填写了“正龙头的票布”，那无疑就是加入了光复会。然而，他并没有得到这种票布。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之二》中坚持说：“但他始终不曾加入同盟会，虽然时常出入民报社，所与往来者多是同盟会的人。他也没有加入光复会。……以浙东人的关系，豫才似乎应该是光复会中人了。然而又不然。这是什么缘故呢?我不知道。” 　　针对周作人的质疑，许寿裳1944年2月4日在答复一位鲁迅研究者的信中说：“光复会会员问题，弟进会时，鲁迅尚未加入。1909年春，弟先返国。是年夏，鲁迅亦返国，同在杭州教书，始知其亦进了会，根据惟此而已。至于作人之否认此事，由我看来，或许是出于不知道，因为人会的人，对于家人父子本不相告知的。”5月26日又说：“光复会会员问题，因当时有会籍可凭，同志之间，无话不谈，确知其为会员，根据惟此而已。”周作人在1958年1月20日给友人的信，仍坚持他的说法：“他加入光复会一节，无论别人怎么论说(除非有物证)，我记得陶焕卿‘票布’的笑话，相信决未加入。”如果名在会籍，或有人出具证明，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下设专门褒奖有功人员的稽勋局，不会轻易把老党员遗忘的。虽然光复会与同盟会有矛盾，但总体上的团结是得以维持的。 　　至于鲁迅本人，他在自传中只提到参加自由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和民权(保障)同盟等组织，从未说过自己参加了光复会和同盟会。冯雪峰在《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片断回忆)》中提到，关于辛亥革命前的革命党，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