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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呈现出社会和谐探因 　　内容提要 为了研究我们党的执政规律及其历史经验，探讨党在陕甘宁边区执政时期社会形态所呈现出的和谐社会特征，通过对边区政权建设史料的研究，用与时俱进的思想方法阐述延安精神在和谐社会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使我们对党的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规律有进一步的认识和深化，是我们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 　　关键词 陕甘宁边区 社会和谐 延安精神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中图分类号〕K26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07)05-0160-05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是抗日战争的策源地、总后方。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的十三年，不仅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并取得胜利，而且在边区成功地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铸就了伟大的延安精神，使中国革命从西北走向全国胜利。 　　今年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70周年纪念。陕甘宁边区政权是工农苏维埃政权的延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开端。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特殊政权形态。在这个时期，我们党思想逐步统一，认识逐步正确，力量逐步壮大。陕甘宁边区政权之所以能存在、发展和胜利，是因为我们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路线，践行了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坚持了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而由此升华的延安精神不仅是党建理论的创新，也是陕甘宁边区执政成功的保障，这是史学界经过长期的研究对党在边区执政历史经验所取得的共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漫长的执政历史和丰富的执政经验的政党，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不研究党的执政历史及其历史经验不行；轻视党的历史经验也不行；不与时俱进更不行。延安精神和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执政史，每换个视角都能得到新的启迪和发现。因为，延安精神所体现的实事求是思想、为人民服务宗旨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作风，本身就蕴涵着与时俱进的深刻意义，所以对它的发掘和研究永远没有止境。近两年，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用和谐社会的新视角重新审视陕甘宁边区执政成就和社会形态，发现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形态已经初步呈现出和谐社会的特征。这是延安精神和边区史研究领域的新观点和新收获。观察和思考陕甘宁边区和谐社会的建设经验，探寻陕甘宁边区社会和谐的前因后果，是中国革命史和陕甘宁边区史研究的新热点。 　　 　　陕甘宁边区时期所呈现出的和谐社会 　　 　　我们党在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时期的政权建设和社会形态，已经基本摆脱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性质，成为当时全国最进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这个时期边区社会形态不仅在政治层面上代表了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构成社会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良性状态。对于和谐社会的标准，我们至今还在探讨，还不能说是完全弄清楚，因为和谐社会是一个过程，“和谐”没有上限和终结。但是和谐社会却有底限，如果突破了这个底限，社会将发生动荡。而一般社会和谐的底限，用老百姓最朴素的语言表达，就是“人人有饭吃”。然而，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社会的和谐程度在以下几个方面都远远超越那个时代的水平，这是因为： 　　第一，陕甘宁边区的各级政府是民主选举的政府，边区是民主法治的社会。《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凡居住在陕甘宁边区区域的公民，年满十八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差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民普选的代表直接参与各级政权管理，密切了政府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激发了人民拥护政府和监督政府的热忱。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政府领导人和民主选举各级政权都兼顾各方利益。徐金山老人回忆说：“当时，老百姓不会写字怎么选举呢，就是开选举会时，每个候选人身后放一个碗，老百姓想选谁就给谁的碗里放一粒豆子，谁碗里的豆子多谁就当选。老百姓把这种方法叫‘豆豆选’”。为使陕甘宁边区政府更具有民主性，我们党随后又在政权的人员组成上实行“三三制”结构。毛泽东在《团结到底》一文中指出：“在政权问题上，……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718页。）原陕北米脂县很有名望的李鼎铭先生大半生不参加政治，在晚年却愉快地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中国共产党对“三三制”政权的领导是间接的，不是直接和强制性的。共产党的施政主张只能向政府和参议会提出建议，而要使建议变成共同的决定，不仅要依靠建议本身的正确、适当，而且还要通过政府、参议会内部中共党员的宣传、说服，取得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