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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首义元老曹珩半世坎坷
辛亥革命首义元老曹珩半世坎坷
我的父亲曹珩,生于1891年,他从小勤奋好学,熟读诗书,本拟求学两湖书院深造,但社会现实促使他投笔从戎。13岁跟随叔祖父加入湖北新军,始任正目(班长)、排长等职。时值晚清末年,清政府腐败无能,经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长驱直入,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帝国沦落为任人宰割的俎上肉。各地仁人志士热血青年纷纷探索救亡图存之道,父亲曹珩受当时新思潮感召,早年参加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团体“群治学社”;稍后又与蒋翊武等十二人共同发起组织了领导辛亥首义的最主要革命团体―――“文学社”,担任文学社交通、书记员和营代表等职,联络下层官兵,起草文稿,与蒋翊武等人一道,筹划举义旗。在起事的关键时刻,亲历第一线目睹革命组织惨遭破坏,革命志士被抓被杀。1911年10月10日,熊秉坤意外打响第一枪触发起事之后,父亲在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率领41标士兵积极响应,迅速占领藩台衙署并保护金库,为首义成功提供了强有力的财政资源。辛亥首义获得各省响应,起义队伍人员庞杂,良莠不齐,父亲又积极投身于起义军队的组织建设中,担任起义军战时总指挥部参谋、参议、鄂都督府督战官、上校军械处长等职,是辛亥首义的主要参加者和临战重要指挥者之一,为推翻满清封建帝制,创建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文学社十二名发起人之一
曹珩1904年加入湖北新军,到1911年参加辛亥首义,这六七年时间正是他的思想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在李长龄老师引荐下,曹振武(曹珩叔父)、曹珩等人与刘静庵、曹亚伯、张难先、蔡济民等交往密切,这些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救国救民之道,交换新观点新思想,曹珩深受其影响。当时国家处于大革命前奏,1905年同盟会宣告成立,孙中山先生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纲领和“三民主义”的口号。这些新思想在湖北新军中就像落入干柴的火星,迅速蔓延,在青年曹珩心中打下了深刻的思想烙印,成为他终身的思想指南。
1908年新年后(光绪三十四年正月),黄申芗等人在湖北新军中组织革命团体“群治学社”。他们在曹进所在41标3营左队讲堂,以结义金兰为名,策划发展革命组织,曹珩也成为“群治学社”一员。1909年阴历正月初九,经过反复酝酿,张廷辅、刘复基、蒋翊武、李擎甫、沈廷桢、张筱溪、唐子洪、商旭旦、谢鸣岐、萧良才、曹珩和黄季修等12人,在武昌黄鹤楼发起成立著名革命组织“文学社”,他们宣誓“兴汉排满,推翻专制,驱逐满奴,夺回汉室江山”的决心,契结金兰,推举蒋翊武、刘复基为正副社长。社址设在武昌小朝街85号。
“文学社”为发动辛亥武昌首义的两个核心团体之一,在组织策划发动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起义前已发展到400多人,与共进会联合筹备起事时,两个团体共有5000余人。作为12名发起人之一的曹珩,当时的任务是担任文学社交通和书记员,他负责起草文学社的一些机密文稿,保管各种机密资料与情报,经常穿梭于散驻在武汉三镇的各部队之间,负责联络革命志士、传递各种情报命令和机密,常用明矾化水在信纸边缘书写密信,这些信件用水浸湿或用火烤之后才能看到字迹。曹珩有时还将机密文件藏在母亲的床底下。
亲历起义前夜的腥风血雨
1911年9月,发动辛亥首义两个最重要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同盟会的分支共进会实现了联合,在文学社旧址武昌小朝街85号成立了起义总指挥部。20岁的曹珩作为文学社交通兼文书,以湖北新军第41标和起义总指挥部为两个大本营,在各新军革命党人中组织联络,参与布置起义行动计划,亲身经历了策划首义的重要过程。曹珩80岁时撰写了客观记述首义史实、不耀功名、严谨简短的文字资料―――他此生惟一公开发表的《辛亥武昌首义回忆录》,追述了当时情形。
起义前夕,清政府已是风声鹤唳,加紧了对起义团体的清剿与镇压,不断传出参与策划起义的人员被逮捕,机关遭破坏的消息。为了分散革命志士,防止大规模暴动,湖北总督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军队换防,省内只留零星官兵。曹珩所在的第41标全标驻地分散,上至宜昌,下到新堤。此时,部队气氛十分紧张,人人担心机密被泄,大祸临头。10月8日,起义军总指挥部在小朝街85号密室再次召开会议,具体落实行动计划,决定:曹珩所在的41标留守官兵攻占藩台衙署,兼守凤凰山;炮队占据蛇山、凤凰山、洪山;42标驻汉阳,坚守兵工厂,占领龟山。
因起义前数日南湖炮队暴动,清军紧张,中秋节戒备严密,军队大规模调防,遂决定将起义拟延至10月11日。但总指挥部参谋长、共进会军事部长孙武10月9日在汉口宝善里制造炸弹不慎发生意外爆炸。清廷逮捕了孙武等人,并查抄了全部革命党人名册、旗帜、符号,稍后又逮捕了张廷辅夫妇等文学社骨干。清军震撼,革命党人的全部机关和人员几乎完全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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