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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昭与波伏娃之间女性话题及其他 　　陈学昭是我国一位富有特色的女性作家，她以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等作品享誉现代文坛；波伏娃是法国著名作家和有世界广泛声誉的女性主义学者。按照当时国情，她们两位几乎没有接触的可能，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因为来华访问和组织安排，她们在中国大陆相识交往了。在不长的时日，尽管由于国情及文化差异，深切交流有限，可她们的各自举止表现或不由自主的言谈，反映出不同的社会文化观念，以及女性、人性方面相同的关注点……在她们后来的文字中，虽着笔不多，却都留有对方的身影。在波伏娃一方，甚至将陈学昭写进了她对当时中国变化的认识的著述之中。六十多年过去，两位不同国籍女作家均已逝世。她们留下的这些今天看来散漫有限的文字，对于了解两位中西作家当时的思想感受，以及反映中国人民在创造和发展过程中的艰辛及努力，仍有历史认知的意义。笔者试着将它们钩沉出来，略作比排，希望对中西文化比较及交流，对未来发展前行的方向，有些微却不无意义的助益。 　　一 　　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立未久的新中国，除去自身发展，还急切希望得到其它国家的理解支持。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时任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就盛邀世界各国人士“来看看中国”。不久，东道主的北京，便接待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一千七百余人的多个访华代表团。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新落成的宴会厅招待外国代表团，加上外交使团的其他人员，竟有两千二百人之多。中国政府推出自己形象的努力，由此可见一斑。这番活动，取得了扩大影响、建立人民间友谊的良好效果。法国著名思想家、作家萨特及其终身女友，也是思想家、作家的波伏娃，参与了这次访华。在不长的时间里，他们访问了中国多个城市：北京、南京、上海、沈阳、杭州、广州……对这个当时在西方舆论中带有特殊色彩的国度进行了全方位的了解，这也使他们产生出许多异样的感受。 　　就在这个时间段，中国作家陈学昭与波伏娃开始了交往。说是交往，其实陈学昭并不主动。对于陈学昭，它首先是任务，甚至是不大情愿的“指派”。陈学昭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高学历作家。她早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发表过许多不满和反抗社会黑暗的文章。后来留学法国多年，一边读书一边为国内天津《大公报》、上海《生活周报》等撰写文章。1935年获得克莱蒙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两度去往延安，并写出了《延安访问记》，及以此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1949年后担任过浙江大学教授、浙江省文联副主席等职，创作有《土地》《春茶》等长篇作品。当时陈学昭在浙江任职。1955年6月，她来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学习。这期间，除去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活动外，又突然开始了对丁玲“一本书主义”的批判。这项活动，牵涉到陈学昭。据称这个所谓的“一本书主义”，是陈学昭“揭露的”。虽然她在大会上辩驳否认，可对心情的影响却毋庸置疑。故此，当负责外事的人通知她组织分配其接待萨特和波伏娃（陈译为“特波娃”）时，她“谢辞了”。可当时的组织分配（决定），是不能随意推辞的。通知的人告诉她，这是上面决定的，“只应该努力去完成这个任务”。 　　之所以分派陈学昭接待萨特和波伏娃，当然与其留学法国多年，熟识该国情形有关。可陈学昭不愿接受此任务，亦与当时文化领域动辄得咎，涉“外”方面谈论色变的大背景关联。何况刚刚还为批判同行惹得一肚子不高兴。可既然是上面任务，只好接受。大约为了表示对陈学昭一定程度的信任，上级一边为她与萨特、波伏娃之间派了一个年轻的翻译，同时又说陈学昭“可以和两位法国客人直接用法语谈话”。这样架屋叠床的安排，只有经过那个时期的人才心知肚明。 　　在萨特、波伏娃一方，最先为他们配备的，是一位“蔡”（音译）姓的年轻翻译。当时的日程：“我们在蔡的陪同下，每天坐车出去两三次。蔡今年三十岁，戴眼镜，十分年轻，挺和气的样子，但很保守。每天上午九点和下午两点，他从大厅打电话上来：‘我准备好了。’他根据上面制订的计划，带我们去参观大殿、寺庙、公园、手工艺合作社、大学或是医院。”（波伏娃《长征》，胡小跃译本，作家出版社，2012年9月第1版。以下引用波伏娃语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该书）波伏娃观察细致，她对这位翻译的评价是：“蔡的法语很好，但他属于某个体育部门，对自己的新角色战战兢兢，所以尽可能少说话。”刚开始几天，文化交流部门的一个官员曾与萨特、波伏娃喝过几次茶，可交谈只局限在讨论行程安排。甚至一次与作家同行一起吃饭，也没有收获，因为“他们不认识我们，我们也不认识他们”。当时萨特和波伏娃最重要的作品早已出版，在西方世界影响极广大，可战乱之后国家封闭，中国的绝大多数作家们，竟然不认识他们。这样的“交流”情景，显然也不是官方所愿意看到的。这应该是加派陈学昭陪同他们的又一层原因罢。 　　在波伏娃笔下，陈学昭是这样一位人物：“从奉天（笔者按：今沈阳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