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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鱼公益实验 　　杨艺的任务，是每天主动找草根公益组织“聊天”。 　　“我们希望能为你们提供免费的帮助，包括免费的短信平台、网络宣传、市场营销、人员培训、资金支持等。” 　　电话那头，迟疑的，一字一字地反问，“真不收钱吗？” 　　“是，不过，你们要承诺财务公开透明。每月做财报，并公布在网站上。” 　　说到这里，她就会有点紧张。按照她的经验，话到此处，对方很可能会沉默一会儿，干脆挂断电话，或者问她“有什么目的”。 　　她要苦口婆心地解释，不是我调查你们，如果你们做到财务透明，也会增加你们组织的公信力，会让你们的组织得到更多的筹款和帮助，何乐而不为呢？ 　　杨艺是透明鱼公益实验室的成员。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和资金捐助者叫赵修平。这个有条件获得帮助的游戏规则就是赵修平制订的。 　　赵修平对《中国周刊》记者说，希望透明鱼网站能成为中国草根公益组织的学校，通过三年的培训，让他们养成透明的习惯。 　　在国内资助了十多个公益项目的他，不在乎别人对他“有条件帮助”的看法。 　　有人问他，有条件的帮助还是公益吗？他说，当然是，透明的机制能让钱送达最需要的人手中，“这是中国公益组织中最缺的，也是最重要的。” 　　 　　转行慈善 　　时间回到2007年秋天。 　　从飞机上俯身下看，青海高原以及周边茫茫的戈壁是土褐色的，空旷又神秘。降落下来的城市是西宁。 　　这是赵修平夫妇第一次踏上中国内陆城市的土地。在凛冽的秋风中，披上了当地送来的绿军大衣，他们有点新奇。 　　1976年从台湾去美国留学，加州伯克利大学毕业后留在美国硅谷创业。赵修平创办了三家公司，均成功上市或者被收购。 　　2005年，退休后，他成立了赵修平夫妇公益基金，开始另一份事业。斯坦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的主任找到他，说他们在中国做一个项目，需要资金支持。 　　于是，他捐出100万美元，开始帮助青海的学龄儿童注射预防乙肝的疫苗，也由此开启了他在中国内地的公益事业。 　　降落在青海，他不是来迎接掌声的。几十年企业家的经验，已经形成了他的处事风格。他要把第一个项目当做商业案例来考察。效果如何，效率如何，如何能保证疫苗的安全和价格的合理？如何又能让更多学生享受到这项服务？ 　　赵修平在青海冷静地观察，并不断向斯坦福的项目负责人提出自己的疑问。他甚至在来青海前自己先到北京，在此项目的合作单位那里“踩点调查”。 　　作为一个旁观者，仅仅是资金上的捐助者，赵修平对此项目是满意的。 　　但随着他投入公益事业的精力越来越多，他的困惑和苦恼也多了起来。 　　同样和斯坦福有关。2008年，一个年轻的甘肃女人的故事在美国华人公益圈子里流传开来。她孩子患了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快两岁了。受到美国一基金会的帮助，来到斯坦福大学医院治疗。当地华人也为此展开了募捐。赵修平就是募捐者之一。“很遗憾，治疗得太晚，病情太复杂，最后还是去世了。” 　　后来甘肃女人收拾箱子，回了老家，把剩下的募捐款捐给了跟她孩子一样的病童。她给美国这边传达信息，甘肃这样的病童非常多，急需得到救治。 　　赵修平了解了信息，主动负责起这个项目，在甘肃兰州设立了小红巾项目，救治贫困先天性心脏病儿童。从一个纯粹的资金捐助方变身为项目的全程参与者。 　　 　　小红巾的启示 　　从美国硅谷到甘肃兰州，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从2008年开始，赵修平夫妇一年平均三四次到兰州跟踪项目进展。即便这样，他们觉得自己从门外汉到对项目门清的内行人，还是有些困难。 　　赵修平发现，他很难要到完整准确的资料，“这种要求很难被拒绝，但很难得到满足。”即使拿到手，也看不懂。这让他非常抓狂，几十年的企业管理经验，经过手的项目成百上千个，都不如眼下的公益项目让他头大。 　　这也是为什么，他把透明鱼公益实验室变成了大课堂。一步步，甚至是手把手教人做财务报表。 　　“我自己遇到了这么多难题，那我想别人可能也有跟我相同的情况。我希望把透明的机制建立起来，提高项目的公信力。” 　　他用最简单的方式把财务信息浓缩在一张表里，月报、季报、年报，以资助人的角度出发，希望民间草根公益组织提供详细情况。 　　回到小红巾项目，这是赵修平的试刀石，他怀着良好的愿望，同时也必须面对现实的落差。 　　病人的钱怎么花，这在美国一目了然。因为大家多用信用卡结账，每一笔资金往来都留下了痕迹。中国民众习惯用现金结账，尤其是那些亟待帮助的贫困家庭。 　　这就给他造成了困扰，“资金往来，谁拿了，拿了多少，不清楚。” 　　由于程序的原因，兰州的项目，被资助的先天心脏病儿童家属需要先垫付医疗费，等出院时由医院统一结算，退还给家属。 　　这是因为，农村有了新农合医疗保险，国家可以报销一部分。其余的部分，赵修平再按比例报销。 　　那些住在乡下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