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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义优先对社会主义意义 　　黄力之，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 　　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及，1972年，他参与了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的研究项目，他注意到李约瑟的说法，“共产党（对中国）的接管是个幸运事件，因为新中国也许可以避免西方在工业革命初期所犯的所有错误。在19世纪初，小女孩被绑在大箱里到地底运送煤矿；小男孩超时工作，导致眼力受损，身体变形；据马克思说，伦敦的面包师傅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李约瑟坚信，“中国为求脱离停滞状态而达成现代化，社会主义路线不但是最好方法，而且是唯一办法”。黄仁宇表示，“一思及此，你或许想同意他的说法”［1 ］。显然，李约瑟对中共之所以抱有好感，就是出于道义性立场。李约瑟痛恨19世纪资本主义对人性的摧残，特别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摧残，当他看到新中国消灭了这一切时，由衷地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看得出，李约瑟是在道义优先基础上――而不是在别的方面肯定社会主义的。 　　让人感到困惑的是，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自己对社会主义的道义性却不以为然，反省自己长期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总算弄明白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了，于是就有了今天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GDP崇拜、经济增长主义，代价便是生态危机、社会危机、精神危机的滋长，社会冲突的加剧。 　　当经济增长具有压倒一切的合理性解释时，当政者不断承诺给人民更多的财富，而人民说我们首先需要公平正义，理念差距如此大，怎么会没有社会冲突呢？历史与现实中都可以看到，两种社会状态相比较，一个在经济上落后些，但能坚持道义的至上性，而另一个则相反；如此，前者往往更具稳定性。英国布莱恩#8226;巴利在《社会正义论》中也指出，社会正义观念“能够驱使人民不仅仅基于利益的要求行事。尤其是，它有助于克服一个问题，那就是，即使一个大型团体中的每个成员都承认，某些全面的变革对所有人都有利，但这并不足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令任何一个个人的利益做出牺牲”［2 ］。 　　温家宝总理今年4月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国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法制的推进，文化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3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也认为：“现时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在市场的浪潮下，如何保护好非市场的道德观、价值观，也就是伦理道德。在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背景下，发展和强化道德责任感以及社会凝聚力是很重要的。”［4 ］ 　　这就不能不让我们再度反思道义性对社会主义的意义问题：在经济发展与道义诉求之间，如果不能同等程度地兼得，社会主义可以舍弃道义性而存在吗？我们不妨深入美国学者丹尼尔#8226;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的一个悖论――既对社会主义说“不”，也对社会主义说“行”。 　　贝尔为什么对社会主义说“不”呢？因为他看不到现实的社会主义在何处优越于资本主义。早在1960年出版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中，他就认为，当苏联人把经济增长作为社会主义的追求时，便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终结了。何况，发展经济还伴随着道义的衰落，“在新的精英层以经济发展的名义驾驭人民的同时，自由被扼杀了”［5 ］，“导致了为了‘生产’的缘故对数百万人生命的牺牲”［6 ］。如果只以经济发展为目标，那就会产生社会主义国家的道义合法性问题。贝尔说：“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是否可行还大可争论一番。除了许诺将给社会带来解决一切冲突的‘富裕’以外，迄今为止，社会主义还没有以它自己的名义为我们制定出任何政治的或哲学的纲领，进而证明这种社会制度的新的分配原则是合理的。”［7 ］ 　　贝尔为什么又对社会主义说“行”呢？因为他承认社会主义本身就是最好的道义性表述，他称自己在经济问题上持社会主义立场，“我所谓的社会主义不是中央集权或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它所论及的是经济政策的优先权问题。为此我相信，在这个领域里，群体价值超过个人价值，前者是经济政策合法的依据。所以社会资源应该优先用来建立‘社会最低限度’，以便使每个人都能过上自尊的生活，成为群体的一分子。这意味着应有一套劳动者优先的雇佣制度，有对付市场危机的一定安全保障，以及足够的医疗条件和防范疾病的措施”。“我自称社会主义者，还因为我反对把财富转换成与之无关领域内的过分特权。我坚称这是不公正现象，比如在人人有权看病的医疗机构里，财产却能换来超常的特殊治疗。在财富、地位和权力的领域内，亦存在各自有别的公平分配原则。”［8 ］ 　　那么，为了道义诉求要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