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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与明代中国陶瓷外销 　　今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在600年前，郑和率领中国船队，前后28年内，他七下西洋，打开并开展中国与东南亚、东非、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的海上交通，为世界航海事业的发展，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和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郑和七下西洋是世界古代航海史上时间最长、人数最多、规模最大、活动范围最广的航海活动。 　　郑和下西洋是一次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事件。我们可以作这样一个比较，郑和1405年第一次下西洋，比哥伦布早87年，比达伽马早92年，比麦哲伦到菲律宾早116年。欧洲三位航海家船队的规模，船只的大小等都无法与郑和相比。他们几次航海，船只只有三、四艘，最大的载重量只有120吨，人数也仅有一、二百人。而当时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所乘宝船62艘，率官兵水手2.7万余人，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发启航，经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和伊斯兰圣地麦加。无疑，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航海业绩是世界航海史上无比辉煌的一页。郑和航海反映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征服自然、征服海洋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都是以瓷器、丝绸、铜铁和金银器等器物，换取当地的特产，与亚、非各国人民加强经济、贸易联系。所以，今天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际，我们来回顾和探讨一下郑和下西洋与明代中国陶瓷的外销情况，当是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历史价值。 　　 　　（一） 　　 　　我们知道，郑和下西洋事件出现在明代初年，这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明成祖时期政治局势的变化，经济的恢复发展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为下西洋巡访亚、非沿海各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而促成下西洋发生的因素除上述政治、经济因素外，还有当时获得迅速发展的海外贸易，而陶瓷的销售乃是中外贸易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这里我们先看一看当时的对外贸易发展情况。明朝在开国后，经济的恢复、增长是十分明显的，不但重振了元末战乱一度萧条的经济，而且得到迅速发展与繁荣，例如在农业的推动下制瓷业等手工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这时的手工业品、农产品不仅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还可向海外提供贸易商品，开拓海外市场，因此，海外贸易得到迅速的发展。 　　随着明朝国力的日益强盛，慕华声威而前来朝谒进贡的国家也日益增多。当时，太祖开设于太仓、黄渡的两个市舶司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求，沿海一带比南京明显地处于优势。为了进一步扩大夷船番货的进口、贸易，明朝政府改于广州、泉州、宁波三个沿海港口设立市舶司。 　　永乐初年，西洋剌泥国回回哈只马哈没奇等来朝贡，附载胡椒与民互市，有司请征其税，成祖以“夷人慕义远来”而命勿征{1}。这正是外国人已经扩大与我国贸易的一种具体反映。 　　永乐三年，诸番贡使前来益多，而且日益频繁。于是，明代政府乃置驿于福建、浙江、广东三市舶司以馆之，不久又于交趾、云南设市舶司，接纳西南诸国前来朝贡者，由是诸国“使臣朝贡络绎不绝”，“商贾便之”{2}。由此看出，这时明朝政府已经注意到通过贸易，对于建立邦交的重要性，给予对外贸易以积极的推动。 　　当然，这时官方的“朝贡贸易”获得较大发展的同时，民间互市无疑更加频繁，于是我国沿海一带便成为外国商舶最常到的贸易场所。然而，明初虽施行海禁，然势不可禁，临海商人、地方豪族甚至还有一部分明朝官吏，亦“往往私下造船下海”，与诸番夷通货。据文献记载，“诸夷船舶……与内地民互市，……土著民铸钱、造船，装土产，径望东西洋而去，与海上诸夷相贸易。”{3}所以，民间商船能在海上畅通无阻，来去自由，足见当时外贸往来之盛，实属不言而喻。明朝政府对此情势是无可奈何的，后来不得不由放松管理转向鼓励支持。这可以从明朝政府给予诸国的优惠待遇，或免征商税，或低价供对方货物等做法获得全面的了解。 　　明代对外贸易中，瓷器的对外输出仅次于丝织品，居于第二位。之所以会出现这一情况，是由以下几方面因素决定的：首先宋元时期是我国制瓷业发展的一个顶峰时期，当时的瓷器已经远销西亚和东非。可以说我国瓷器饮誉四海，早已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厚爱；其次，到了明代，我国制瓷技术仍然保持领先水平，官窑、民窑的规模宏大，竞相发展，而且许多窑口分布于沿海一带，如广东石湾、博罗、东兴；福建德化、安溪、漳浦、南平；浙江江山等地都有专门窑口生产外销陶瓷。其中广东石湾窑、福建德化窑、浙江龙泉窑还接受外来订货生产瓷器。 　　明代永乐时期，政局稳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明初是明代比较强盛的时期，此时，景德镇的瓷业生产在洪武朝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发展。陶瓷手工业不断创新，开始进入兴盛时期。其时，景德镇生产的陶瓷，不仅要供应宫廷日常生活的需要，还要满足明朝政府对外国入贡者的馈赠和郑和下西洋所需要的礼品瓷和商品瓷，其烧造数量是可观的。所以，明朝的官方贸易中，瓷器被列为重要的项目，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