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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联邦主义理论演进轨迹 　　内容摘要：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自20世纪50年代产生以来，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分权化的财政体制改革浪潮使传统财政联邦主义理论面临新的挑战，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理论的运用和借鉴使财政联邦主义的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延伸，由此也催生了以钱颖一、温格斯特等为代表的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本文拟对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演进轨迹进行回顾和总结。 　　关键词：传统财政联邦主义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 　　 　　引言 　　财政联邦主义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狭义的财政联邦主义是指联邦政府和各成员政府间有各自不同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构，它们在其范围内各自行使其权限，财政联邦主义概念更广泛的从政治含义来理解；广义的财政联邦主义则讨论推广到所有国家的财政分权问题，财政联邦主义概念更多的从财政含义来理解。本文的财政联邦主义指广义的财政联邦主义。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自20世纪50年代产生以来，一直是风靡全球的话题，备受各国学者的关注。发达国家在原有的财政联邦主义体制下对政府间财政结构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制国家试图通过分权化改革建立新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体制关系，改进经济绩效、促进经济增长是它们共同追求的目标。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转型国家，标志分权程度的联邦制程度指数都处于增长状态，导致世界平均的分权程度从1975年的1.03上升到了1995年的1.94（Arzaghi，Henderson，2005）。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在这一普遍性的分权实践中不断地演进和发展，本文试图对这一理论进行回顾。 　　传统财政联邦主义的主要框架 　　传统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视角，以新古典经济学的规范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考虑政府职能如何在不同的政府级次间进行合理配置以及相应的财政工具如何分配的问题（Oates，1999）。许多学者对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对这些理论观点进行梳理总结后发现传统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体现了以下三大特点： 　　（一）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相比具有信息优势 　　传统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认为由于地方政府更接近当地选民，因此相比中央政府更具有信息优势。正如哈耶克（Hayek，1945）指出由于有些信息无法以统计的形式传递，基于统计信息的中央计划并不能获取各地区的直接信息，因此必须把决策权赋予那些熟悉特定情况的行为人。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1957）则认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本地居民，更了解辖区内选民的效用和需求，同时，在一个国家内选民有权对不同种类和数量的公共品投票选择，因此由中央政府统一供给公共品就无法满足这一要求。马斯格雷夫（Musgrave，1959）则认为“财政联邦主义的核心在于，资源配置政策应该根据各地方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分配与稳定政策则主要归中央一级政府负责”。也就是说中央政府通过各种政策措施调控宏观经济，维持经济稳定、实现收入再分配和提供全国性的特定公共产品，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优势，则主要从事资源的合理配置职能以提高经济效率。特里希（Richard W.Tresch，1981）的偏好误识论从信息不完全和不确定性角度出发，对中央政府完全了解社会福利函数偏好序列提出疑问，由此认为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了解本地居民的偏好，不易发生“偏好误识”。 　　（二）强调地方政府为吸引流动性要素而展开的横向竞争 　　以供给、需求的市场供求关系为分析框架，强调地方政府为吸引流动性要素而展开的横向竞争。选民根据自身的偏好和需求选择公共产品的组合，地方政府在提供各管辖区内的公共产品时会尽力讨好选民从而引发地方政府的竞争。蒂布特模型中（C.M.Tiebout，1956）“用脚投票”理论表明，只要居民可以自由的迁移，那么人们会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税收―服务组合的地方居住，地方政府为了吸引选民互相展开竞争，最终达到帕累托最优解，即消费公共品或服务所获的利益等于以受益税方式支付的成本。奥茨（Oates，1972）对于分权合理性的阐述可以归结为“分权定理”：“对于某种公共产品而言，如果对其消费涉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并且关于该物品的单位供给成本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相同，则由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其各自的选民要比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的特定且一致的产出量更有效。”奥茨的分权定理建立在选民偏好的差异和中央政府等份供给公共品的假定上，在此前提下，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和中央政府一样提供同样的公共品，那么由地方政府来供给更好。奥茨的分权定理实际上还暗含着一个前提就是选民的流动性带来的政府间竞争，如果居民的流动性受到限制，地方政府就没有足够的动力供给帕累托最优产量，正是由于选民可以流动，一旦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