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民政改革“春天里”.docVIP

深圳民政改革“春天里” 深圳民政局的先行先试，让人看到观念先行和制 度创新的力量，而这正是深圳过去30年经济改革的珍 贵经验。民政局的改革实践也证明了只要有序放开、 合理监管，社会组织不仅不会给政府“添舌”，还能成 为政府下一步改革的“助力”。 2010年12月3 口，李连杰创办的壹基金成功落 户深圳，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主动抛出橄榄枝 的深圳民政局，也受到大众围观。 壹基金在深圳民政局注册，打破了两道藩篱：公 募基金会由民间发起成立、不设业务主管单位。这两 项正属于民政部授权深圳民政局“先行先试”的试点 内容。改革的契机和深圳民政局的勇气，共同成全了 这桩美谈。 “壹基金遇到的问题，不是李连杰一个人的问题， 也不是壹基金一个机构的问题，而是公益慈善事业的 制度环境问题。当明白这一点，就知道怎么做了。”深 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平说。 2010年，深圳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 改革”荣获第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民政局属 下的“民间组织管理局”获得本刊“为了公共利益年 度榜”的年度组织奖，本刊颁奖词指出：“开放登记注 册门槛，释放社会空间，是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多 年来创新努力的方向，也是在全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 中在制度改革上迈步最大的实践。” 创新非偶然之举 深圳的创新之举并非偶然，相关改革从2004年即 已启动。 2004年，推动行业协会和商会与政府部门全面脱 钩；2006年，实行行业协会和商会由民政部门直接登 记；2008年，将‘直接登记”的体制扩展到工商经济 类、社会福利类和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 “1994年开始的行业协会和商会与政府部门脱钩 为改革奠定了基础，”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 说，“深圳在2004年就做了广东其他地方2006、2007 年才做的事。” 回顾近几年改革历程，马宏总结了三个经验：选 择较容易取得共识、见效较快的行业协会改革作为突 破口，体现了改革策略和智慧；市委市政府与民政部 合作，共同推进改革；采取“半步走”策略。“方向对 了，最终改到核心和瓶颈__登记管理制度改革。” 2009年7月28日，民政部和深圳市政府签署《推 进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合作协议》，鼓励深圳先行先 试。这也成为国务院批复《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 方案》后，深圳市与国家部委正式签订的首个“部市” 合作协议。 “这是民政部与深圳市政府，而非与民政局签订 的协议，意味着将民政改革放在全市宏观的层面加以 推进，成为市政府的意志。”刘润华说。 《协议》要求深圳市探索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改革， 并授权开展基金会、跨省区行业协会、商会登记管理 试点。 深圳市的民政改革获得空前的政策空间。据统计， 2010年深圳登记的99家市级社会组织中，有48家是 直接登记，直接登记率达到48.5%。从2004年至2010 年，深圳的社会组织从1966家增长到4110家，每万 人拥有4.6个社会组织，远高于全国每万人2.7个的平 均水平。 “改革是互动的，民政局的探索希望得到承认， 深圳市、国家也需要这样的试点。互动本身就是改革 路径。”深圳市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说， “深圳目前不仅在民政领域，在教育、金融、保险等 领域都有这样的部市互动试点。” 变“管制”为“扶持” “社会组织发展难，既有登记管理体制的障碍， 又有约定俗成、根深蒂固的观念障碍。”刘润华说。 “发展社会组织，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怎样 发展得更好的问题。”马宏说，“全面探索不是全部放 开，而是有序推进。要在发展中规范，以规范促发展。” “松绑”，意味着管理者的观念嬗变，如果说这是 改革迈出的第一步，也是最珍贵的第一步，那么变“管 制”为“扶持”，则意味着改革者的主动作为，是难能 可贵的第二步。 2005年，民政局就开始探索改变“福彩金”投向 社区的传统用途，将之用于资助社会组织；2008年， 成立“福彩金种子基金”，用于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至2010年底，仅民管局就资助75个公益项0，金额 达到3500万元。 深圳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就是民政局“购 买”来的。作为“深圳市社会组织孵化试验基地”项 目的实施方，“恩派”承担着特殊的职能：培育社会组织，帮助它们达到注册标准。 2010年第一批入壳“恩派”的6家社会组织经过 10个月的孵化，已于2011年初成功“出壳”，其中3 家人壳前已获注册，两家出壳后成功注册。 癌友康复互助会是这轮改革中的幸运儿，在打游 击般地运动了 20年后，终于在2009年9月获得注册， “在业务主管单位一栏。写的是‘深圳市各相关部门’。 互助会的创始人、癌症患者罗淑云说。互助会还得到 民政局47.2万元的“福彩金种子基金”的资助，并且 第一批进入孵化基地。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互助 会的会员从不固定的几个人发展到了 172人，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