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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贫富结构中中国法学 　　中图分类号：F0-059 　　文献标识码：A 　　 　　研究关于当下的中国问题，邓正来先生认为至少有三个限定：第一是城乡的二元结构，从新传统开始出现的实际上任何后现代化国家都会在转型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而不关心农村人的身份和城市人的身份的问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第二是贫富结构的问题，这是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带来的一个新问题，在这个结构中，有些农村开始比城市富，有的城市还处于比较贫穷的状态。第三是世界结构的问题，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地理上简单的中国，而成了世界结构中的中国了［1］。我认为这样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世界结构中的中国不仅应该是一个“主权的中国”，更应该是一个“主体性的中国”，以消解并结束受所谓的西方“现代化范式”――为中国法制/法律发展提供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不断强制性支配的法学旧时代，进而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新时代［2］。而贫富结构（经由城乡二元中的中国，不仅包括“命令”自己思考“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知识分子与那些沦为只当然信奉“西方法律理想图景”之权威的“不思”的知识分子的知识与思想的富与贫，更包括当今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景况中“穷人的法学”的缺乏）。 　　 　　一 　　 　　在中国的法学研究中，实际上是在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对三个结构问题以及对当下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的关注都很不够，但是好在这个问题已经被意识到了，更为重要的是，在我看来它已然被知识“富有”的思者开放了出来。 　　邓正来先生14 岁当童工，当时他特别纳闷，因为书本知识告诉他，童工只存在于万恶的旧社会，可是他在新社会怎么也当上童工了呢？是谁把他安排在这样一种性质的社会秩序当中的呢？后来他女儿嘟儿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让她休学在家里跟他读了一年私书，但是后来还是把她送回学校了，她又为什么应当生活在这样一种性质的社会秩序当中呢？再后来，他开始思考中国人究竟应当生活在何种性质的社会秩序之中？在邓先生看来，这是一个很个人化的问题，但作为一种理论研究，这个问题是可以一般化的，是可以作为一种一般性的理论问题来处理的。对这些问题不断思考的成果之一就是以中国法学作为个案分析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诞生，这是一个“愉悦”而非“痛苦”的知识生产过程中制造的产品，作者并籍此反思和批判开创一个新的时代。 　　处于世纪之交的这个时代是极富深刻意涵的。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形成了社会学法理学，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岁月里，邓先生以一种“研究性”的方式先行翻译出版了庞德的《法律史解释》，尔后又着手翻译他的五卷本巨著《法理学》，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世纪之交”情结使然，这是十多年历练的结果，更是一种前提性的知识准备。邓先生是这样解释他为什么要在社会学法理学产生了一个世纪以后用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做这项庞大的学术工作，“主要目的之一就在于探究社会学法理学是如何从19世纪历史学派、实证主义法学派和哲理法学派的支配中型构起来的。换言之，对社会学法理学的关注，主要的目的之一乃在于厘清该法学派的领袖人物解释社会学法理学之型构的内在理路，或者在于追究社会学法理学相对于19世纪诸法理学派的知识增量。”［3］这种厘清和追究是建构的前提和基础，亦如庞德的社会学法理学之于历史学派、实证主义法学派和哲理法学派，我们要建构的是一种全新的法理学范式，一种在整个世界的法理学中真正具有理论创新意义的中国法学学派，一种对中国现实情势所做“问题化”理论处理的有关中国法制/法治发展的“中国自然法”［2］6。这种努力，在我看来，比“你看到了什么？”又前进了一步。 　　邓先生为我们描绘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实际上是对人之基本价值的普世性所做的一种“弱势”的承认，而这意味着人之基本价值的普世性必须受到特定时空之序列的限定［2］6-7。 　　 　　二 　　 　　中国社会总体转型阶段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不仅是对各种中国问题观的回应，更是由此出发的对某种特定的中国社会秩序或法律秩序的某种批判或建构。这意味着，根据这些“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我们能够对中国的法制建设或立法和法律制度做出评价及批判、捍卫和建构［2］6，回到日常生活。 　　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在其获奖演说中的一段话：“世界大多数是贫穷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经济学当中许多重要的原理。世界大多数贫穷人当中，又主要是以农业为生计的。如果你懂得了农业，那你就真正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 这里我们可以借用舒尔茨那段著名的演讲辞，套改一下就成了：“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因而如果我们懂得穷人的法律，我们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法学原理。”［4］ 　　在法学理论上，并不存在“穷人”与“富人”之别，只有“公民”与“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