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钟暮鼓与晨鼓暮钟.docVIP

晨钟暮鼓与晨鼓暮钟 前几年，农历除夕，北京大钟寺撞钟，钟声迎来了新岁元旦。每年除夕，北京鼓楼响起了有节奏的阵阵鼓声，热闹间迎来了农历新年的第一天。敲钟击鼓，确是古代的一种报时方式，但是并不在除夕之夜作为除旧迎新之举，而是每天早晚撞击。在城楼响起钟声鼓声，既可用来报时，也是城市管理的一种方式。佛教传人，寺内也敲钟击鼓，则是集众(僧徒)参禅的寺规。两者性质是不同的。 　　城楼报时，敲钟击鼓，历朝历代每有规定。如唐代实施晨钟暮鼓，鼓响，城门关闭，实行宵禁；钟鸣，城门开启，万户活动。老百姓都习以为常。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所写《李娃传》提到：“久之日暮，鼓声四起。姆曰：‘鼓已发矣，当速归，勿犯禁!一禁，即夜禁。鼓声一响，街上就禁止行人，违者称为“犯夜”，要受拘禁。 　　不过，在汉魏时期，报时方式却是晨鼓暮钟，恰恰与唐代相反。汉蔡邕撰《独断》记： 　　鼓以动众，钟以止众。夜漏尽， 　　鼓鸣即起；昼漏尽，钟鸣则息也。 　　滴漏是古代计时器具，根据刻度分夜漏和昼漏。夜漏尽，乃夜时将尽，天将明；昼漏尽，则日时将尽，夜已临。汉代击鼓迎晨，是因为鼓声振奋，催人劳作。早在先秦时期，鼓已作为壮音，出征先要击鼓，如《诗经·邶风·击鼓》所记的“击鼓其镗，踊跃用兵”。两军对峙，也要以鼓激励，如《左传·庄公十年(前684年)》记齐鲁之战，曹刿一鼓败敌。“一鼓作气”，即源于此。所以，蔡邕说鼓以动众，这是先豢传统相袭，用之报晨，正合习俗。东汉时，城楼报时，仍依晨鼓暮钟。据李善引崔元始《正论》载，“永宁诏：‘钟鸣漏尽，洛阳中不得有行者。”’永宁是东汉安帝刘祜(hù)的年号，还重申了钟鸣后京都宵禁律。 　　《三国志．魏书．田豫传》记魏齐王曹芳年间，田豫年迈，屡乞致仕，他上书曰：“年过七十而以居位，譬犹钟鸣漏尽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田豫拿“钟鸣漏尽”时已日暮，比喻自己人己暮年，不应再居官位。正如钟鸣禁夜却偏要在街上行走不休，不可为而强为之，这不是明知故犯，简直成了罪人了吗!三国时期，钟鸣漏尽，仍定暮时撞钟。 　　到了南朝刘宋，报时方式还是旧制。当时诗人鲍照写过一首《放歌行》，生动地描绘了京城官宦们忙于钻营往来奔竞的情态： 　　冠盖纵横至，车骑四方来。 　　素带曳长飙，华缨结远埃。 　　日中安能止，钟鸣犹未归。 　　“钟鸣犹未归”，是指天晚时节城楼钟响，官宦们彼此应酬尚未止息。非常清楚，此时钟鸣仍为暮钟。 　　那么，晨鼓暮钟是什么年代改为晨钟暮鼓的呢?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倒是《南齐书·后妃传》有一节提到“景阳钟”，已是清晨撞击： 　　齐武帝以宫内深隐，不闻端门鼓 　　漏声，置钟于景阳楼上。宫人闻钟，早 　　起装饰，至今此钟唯应五鼓及三鼓也。 　　也许是在南北朝中晚期，出现了晨钟，到了唐代中早期，晨钟暮鼓遂成为报时的定制了。在唐人诗篇中多见传诵，即是明证。如刘禹锡的《阙下待传点》诗有“禁漏晨钟声欲绝，旌旗组绶影相交”句；温庭筠的《题望苑驿》诗有“景阳寒井人难到，长乐晨钟鸟自鸣”句。刘禹锡在宫门待传点和温庭筠在驿站都听到晨钟。钟声融入初曙景色，十分自然。 　　随着佛教的传播，寺院林立。作为寺规，有“晨昏钟”，“晓钟即破长夜，警睡眠；暮击则觉昏衢，疏冥昧”。《释氏要览》载：“诸比丘布萨，众不时集。佛言，若打犍稚(即击钟)，或打鼓、吹贝。”召集僧尼，不敲钟，也可以击鼓。于是，各大寺院便在宣讲经文教义的讲堂左右兴建钟楼和鼓楼，早参升堂敲钟，晚参诵经击鼓，以集众徒。这样，晨钟暮鼓也成为一种敬佛活动的报时方式。时间一久，加上诗人墨客在作品中屡屡渲染，城市钟楼鼓楼的报时在人们印象里反而逐渐淡化，而寺院传出的早钟晚鼓却影响广泛，其原有的作用也有了转化，颇现灵悟禅意。 　　杜甫的《游龙门奉先寺》诗后半首云： 　　天阙象纬(指日月星辰)逼，云卧衣裳冷。 　　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 　　杜甫的“欲觉闻晨钟”，当然不会是听到城楼钟声去思考早晨的种种忙碌，而是联系到人生，引起种种遐想。 　　贾岛写的《早行》则更有意思： 　　早起赴前程，邻鸡尚未呜。 　　主人灯下别，赢马暗中行。 　　蹋石新霜滑，穿林宿鸟惊。 　　远山钟动后，曙色渐分明。 　　诗人写了一段夜色未散的早行情况，收句落在“远山钟动”上，把曙色渐明，紧系寺钟响动。这种写法在唐宋诗词中十分普遍，以致凡出现击钟击鼓，几乎都与佛寺相关。晨钟暮鼓，长期以来，每每限于传自寺院。至今，有的词典里注解“晨钟暮鼓”一词，也只提佛寺寺规，却不讲古代城市的报时方式了。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唐律疏议》引《宫卫令》：“五更三筹，顺天门击鼓，听人行。昼漏尽，顺天门击鼓四百槌讫，闭门。后更击六百槌，坊门皆闭，禁人行。”违者，笞二十。那时，暮鼓称闭门鼓，晨鼓叫开门鼓。王贞白写的《长安道》诗，描绘一日之内，京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