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仃新中国的首席设计师.docVIP

张仃新中国的首席设计师 从来没有一个画家像他这样几乎参与了新中国的 一系列重要美术设计工作，而这位白发老人，始终纯 真明净，唯有艺术，是他毕生的追求。 车子缓缓地开上门头沟九龙山的一处住宅区。秋 天的风有些微微凉，空气中夹杂着一些青草和泥土的 清香。在一小片竹林和银杏树的掩映下，用石头搭建 的一栋简易的西欧民间小楼显得格外雅静。这栋楼的 设计者兼居住者就是新中国的首席设计师张仃先生。 拜访张老时，他正在二楼的卧室休息。93岁的他 满头银发，留着两片沙白胡子，蓝色的藏布衫朴素而 又大方。虽然有点耳背，话也不多，但说起话来依然 神采奕奕，时不时地吸上几口烟斗，然后轻轻地吐出 一串烟雾。递上我们的杂志，张老看着封面缓缓地读 着：中国报道。一屋子里的人都笑了起来。 早在30年代，张仃先生就自己来到延安，投身到 革命活动中。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十分艰苦，可是人 的头脑却是新潮的。张仃设计成立了一个作家俱乐部， 木头搭成的小酒吧，罩上蓝白土布，一盏盏小汕灯， 折叠的木椅靠着墙，上面铺上牛毛毡……这样的设计 在今天看来也很摩登，更不用说在当时西北这样一个 荒凉的边远小城了。作家俱乐部很快就成为了文化娱 乐中心，吸引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首长以及一大批 文化人前往。 在毛主席号召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开展军民大 生产时，张仃利用现有的条件没计了一个展览，展示 了军民大生产的成果，连美军观察组的记者团都大加 赞美。他给青年艺术剧院设计的山门，让艾青情不自 禁地感慨：张仃到哪里，摩登到哪里。 张灯在设计上的艺术才华和创作精神自延安时期 就给中央领导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中国开国大典 的一系列筹备工作需要最得力、政治上最可靠的人， 张仃作为中国共产党自己的艺术家，自然成为首选的 设计人员。 1949年夏天，张仃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从东北 调到北京，在香山的双清别墅编辑《中国人民解放战 争三年战绩》。在作为东北代表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后， 周恩来把他留了下来。张仃住进了中南海的“待月轩”， 负责改造“怀仁堂”和“勤政殿”。 谈到当年改造“怀仁堂”的情景，张老回忆说， “怀仁堂当时是一个四合院，开会不能坐在露天啊， 所以我就设计了一个棚顶，把这个四合院设计成了一 个大礼堂。”之后，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以及新政协的 召开都是在怀仁堂进行的。“勤政殿”的改造，张仃已 经记不清了但可以知道的是，正是有了张仃的改造， “勤政殿”在口后成为毛主席进行外事接见活动的重 要场所。 在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中，张仃亲自参加了包装 新中国的一系列设计工作，包括政协会徽、第一届全 国政协会议邮票和第一套开国大典纪念邮票的设计等。 1949年10月1 口，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广场举 行开国大典，整个天安门城楼的美术设计也是由张仃 负责的美术供应社完成的。 开国大典会场的布置分为天安门城楼上面和天安 门广场两个部分。以天安门城楼为中心，城楼上的布 置主要由张仃和钟灵负责；城楼下面和广场的布置， 包括观礼台、金水桥和东、西三座门等，主要由张志 祥和苏凡负责。 关于开国大典布置天安门城楼的这一段经历，张 老至今清晰地记得，当时天安门城楼上左右各有4个 格，中间格是空的，总共9个格。看着城楼的檐廊空 旷而又单调，张仃想到：“在城楼八檻红柱间悬挂八盏 大红宫灯，看上去才够喜庆!”他说，“灯笼是中国的 传统，中国民间的老百姓过节过年都是挂宫灯，用宫 灯有种喜庆的气氛”。 于是，张仃从传统宫廷的灯笼样式那里得到启发， 设计出了圆球状带流苏的大红宫灯，钟灵把设计图拿 给负责统筹大典活动的周恩来看，周总理一眼就看中 了这八盏充满吉庆气氛的大红宫灯。根据测量城楼每 楹的空间距离，每个灯笼的直径、高度都需要两米多。 钟灵开玩笑地对张仃说：“灯笼做好后，里面可以坐四 个人打扑克咧!” 离大典只有五六天的时间了1为了按时布置好城 楼，张仃一行人开始满京城地寻找民间会扎宫灯的艺 人，最终在西城的丰盛胡同和前门外找到两名老师傅。 由于灯笼太大，他们只能在城楼就地制作。老师 傅和徒弟们不分昼夜地工作，几乎没有合眼，累得不 行了，就在铺地的谷草席上躺一小会儿。一千就是三 天三夜，临近大典的前一天，八盏瑞气盈盈的大红宫 灯终于告成。 除了这八盏充满喜庆的大红宫灯外，城楼内檐的 长条横标、城台中央悬挂毛主席像、城台两侧红墙上 的标语牌等，都是张仃的设计成果。尽管标语的内容 是中央定的，但采用什么字体、字体大小、如何实现 视觉上的和谐等都体现了设计师的智慧。 开国大典的那一刻，当毛主席等领导人站在天安 门城楼上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 这17个字显得格外醒0，城墙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万岁!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恰到好处地分布在两侧， 八个大红宫灯增添了节口的热烈气氛，八面迎风飘扬 的红旗令人心潮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