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元钱官司的法理分析.docVIP

PAGE 为“一元钱”讨个说法 耶林说过：“为权利而斗争是权利人对自己的义务” 对一元钱官司的几点认识 1998年4月，山西中学教师高河垣在北京购买了一本《法庭内外》，几天后他发现该书缺了十多页，于是就在4月21日乘电车去书店退书，书店同意退书，但拒绝赔偿高河垣的往返车费一元钱。高河垣向消费者协会投诉，未获解决。后向北京东城区法院提起诉讼，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前后花了三千多元，最终胜诉，获赔1300多元。无独有偶，湖南律师佘某在乘火车补票的过程中，发现列车员“一如既往”且对谁都“一视同仁”地多收了5毛钱，遂诉至长沙铁路运输法院，要求退还多收的费用并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含精神损失费两万元）。被告随后主动和佘某联系，将多收的票款退还，但佘某仍坚持通过法院解决。最近著名的篮球运动员姚明，被可口可乐公司盗用姓名和肖像，经交涉未果，而致诉讼，姚明要求停止侵害并索赔一元。这种诉讼标的很小的诉讼通常被我们形象的称为一元钱官司。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念，人们对这种官司也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有人认为这属于诉讼权利滥用，有人认为这样的诉讼不值得，还有人认为这体现了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的高涨，值得提倡。本文拟就一元钱官司的问题发表一些看法。 　　一、提起一元钱官司是起诉权的滥用吗 　　在上述佘某的案件里，有人认为，佘某拒绝接受客运公司的主动协商，其诉讼请求隐含“炒作”成分，属于滥用程序权利，不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应当裁定不予立案。司法资源是有限的，有限的司法资源应该发挥最大的社会效能，不应当被不合理的使用。因此，发起一元钱官司是滥用诉讼权利的体现，是对起诉权的滥用。在德国，也有类似的案例被认为是起诉权的滥用。被告已支付了总数为294.41德国马克中的294.00马克。结果债权人就剩余的41分起诉。法院以缺少起诉的合法利益为由拒绝了作出缺席判决的申请。根据法院的推理，它是基于经济上的考虑，因为好辩的诉讼程序平均花去纳税人1050.00马克。 　　笔者认为，判断起诉权的滥用是有一套标准的，不能因为标的太小就认为是滥用了起诉权。如英国1998年颁布的民事诉讼程序规则将一个有偏见的请求界定为程序滥用。 Practice direction3,paragraph1.5规定如果“请求是缠讼的、庸俗下流的和明显无根据的”，将被视为程序滥用。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诉讼也被认为是起诉权的滥用。在美国坚持一个琐碎的侵害争议并不构成滥用，只有在上诉被驳回以后仍然坚持争议，才被认为是诉权滥用。在澳大利亚，琐碎的、缠讼的、诽谤的请求、为了不可告人的和不正当的目的的诉讼属于起诉权滥用。在日本，一些起诉行为因为被认为是违背了诚实信用得原则，因此被认为是起诉权的滥用。因此，一般而言只有诉讼缺少根据和正当目的、骚扰对方，增加对方的痛苦的时候才构成起诉权滥用，标的小并非是构成诉权滥用的条件。仅从诉讼标的出发，认为小额的案件就是诉讼权利的滥用，这是欠妥的。起诉的原因中是否包含正当的利益，这才是判断权利滥用与否的标准。前面提到的德国判决就在本国学界受到了猛烈的批评。由于法院是最后一道救济屏障，因此，法院不应当以数目来决定一个起诉是否属于诉权滥用，而应该来谨慎的审查时候有无合法利益。对此也不应该过分严格，如果过分严格，会影响当事人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从程序正义的角度上看，只要程序合法，任何公民都可以通过诉讼途径主张自己的权利。这也是宪法上的一项权利。因此一元钱官司并非是诉权滥用，只有当这个诉讼符合其他的滥用诉权的条件时才形成诉权滥用。其实，律师佘某之所以被认为是滥用了诉讼权利，是因为其“拒绝接受客运公司的主动协商，其诉讼请求隐含‘炒作’成分”，而非起诉标的太小。 　　二、一元钱官司值不值 　　个人的精力和金钱是有限的，国家的司法资源也是有限的，同样社会资源也是有限的，都具有稀缺性。而诉讼的成本是高昂的。从起诉到审理，从判决到执行，都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诉讼是法律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就极言诉讼成本之高。因一元钱而起诉，值得吗？ 　　高河垣为了这个案件，五进北京，花费三千多元，最终获赔1300元。他也为此丢掉了工作，家境陷入窘迫。这毕竟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因诉讼陷入窘迫的人毕竟是极为个别的现象。但是因为极小的标的而提起诉讼，在经济上对当事人来说肯定是得不偿失的。因而当事人就面临一个是否值得的问题。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当事人不理性的行为，不应当提倡。本文认为，值得与否，只有当事人才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当事人索赔1元，明显不是为了这一元钱利益，也许是为了表明一个姿态，也许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也可能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还可能是为了得到一个公正的对待或说法。如在老字号的“王致和”腐乳厂诉“致和”腐乳厂商标注册侵权一案中，“王致和”放弃了47万的赔偿，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一元。“王致和”表示，对方已经认错，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