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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人格精神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丁 夏 “仁者，人也”——《论语》 中国文化未必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化，但却是传承最为稳定的文化。就起源的时间而言，中国文化较之西亚的两河文明和古埃及文明要较为晚出，但这两种文明都像是划过夜空的彗星，未能长久留存于世，而中国文化则如横亘大地的长城，历经劫难，虽然伤痕累累，却表现出惊人的生存能力，至今仍屹立于世，影响卓著。在最近的一个世纪，中国文化就走过了一个明显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中国也曾经试图同样“脱亚入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打倒孔家店”为标志，而过了将近百年之后，传统文化又重回中国大地。 为什么中国文化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对人的关注上，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的文化，贯穿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在对自然的认识和了解上，中国文化相对较为薄弱。例如，在哲学上，中国古代众多的哲学家就很少有人去探索世界的本源、物质的构成等基本问题。把孔子、老子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略作比较，马上就可以发现双方的差异——后者有关世界、物质等问题的论述构成了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而老子、孔子很少涉及这方面的问题，他们谈论最多的乃是人生价值观、道德观等，也就是怎样做人、怎么生活的问题。这样一个特点，可以说就是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 现在所说的“炎黄子孙”，其问世的时间不过百余年。所谓“炎黄子孙”，其实质是试图从族源上寻找华夏民族的最早起点。实际上华夏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而是由东西南北多个不同的民族融合而成的。现代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文化存在着多个起源，北方的红山文化，黄河流域的半坡文化，长江流域的姚姆渡文化，就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在历史上，中国和欧洲很相似，都存在着多种文明，多个民族，但是欧洲最终是由多种文明、多个民族而形成多个国家，中国则逐渐走向统一，统一的基础，并不是因为某一个族群特别强大，而是因为存在着一个统一的文化。中国是统一于文化，而非统一于某一族群、某一政权。 中国文化基本成熟于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后人所说的“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百家虽然在很多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但在如何做人、怎么生活这些基本问题上有着大体一致或相近的结论，正是这种基本观念上的大体一致或接近，决定了中国文化从此形成了思想的基本面。这些思想的基本层面为社会不同阶层、族群所接受，又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文化的同构型决定了中国必然趋向于同一，以后即使政权不断更迭、朝代兴衰不止，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始终不变，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人生观一直延续至今。 那么，什么是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和人生观呢？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概括： 第一，中国文化首先肯定人性本善，凡是人皆有向善的本能，都可以通过教育和学习而达到善的境界，而善的最终社会目标，乃是行“仁政”与“王道”； 第二，中国文化围绕着向善的主题，对人的道德伦理提出了一系列规范，其终极目标乃是造就“君子”，人的一生，也就是不断向君子迈进的过程； 第三，中国文化推崇人的智慧、毅力和勇气，认为智慧、毅力和勇气是解决人生困境必不可少的因素，人应该是道德君子，但又不能只是道德君子，同时还应该是智者、强者和勇者。 人性本善的思想发源于孔子，孔子的学说是以“仁”为核心的。《论语》中谈的最多的是“仁”，在孔子看来，“仁”并不是什么玄妙难言的东西， “仁”其实就是人的本性，所以孔子简而言之：“仁者，人也”。但人到底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深入、系统的论述。孔子的论述很多，但很少具体谈论人性。整部《论语》中只有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以至于孔子的弟子子贡慨叹：“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虽然缺乏深入系统的论述，但是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概括，却奠定了中国人生观的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就是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平等、平均的思想后来在中国深入人心，在社会上影响非常广泛，很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发生，都与此思想紧密关联。 真正把人性本善的思想理论化的是孟子。孟子在中国最早提出来人性本善的命题。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孟子·告子上》)在孟子看来，所谓“人性之善”，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善性，是“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是超越人的出身经历和社会地位而为人所天然具有的东西，他说：“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孟子·告子上》）既然人之于口味、音乐、美色都有同样的取舍标准，可见，人心都是相通的，人心相通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