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督教的本土化新.docVIP

论基督教的本土化 【摘要】本文从探讨本土化的概念出发，进而谈到了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历程，并对其一直未能在中国建立与佛教相同的影响的症结做出了分析，由此给出了更好的本土化的契入点和具体措施。 【关键词】基督教本土化 文化融合 本土化：基督教与民族文化之融合 基督教是以传教为主要特征之一的世界性大宗教。它几乎从一开始就越出民族的范围进行传教活动，把所谓“神的旨意”传递给以色列人和化外的异邦人，想要使全世界各民族的异教徒饭依基督教的信仰和基督徒的生活方式。然而，历史上的基督教在传入异教国家或区域以后又总是处在具体的本土文化的境况之下，与当地的本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可以说，各种非基督教的本土文化对基督教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基督教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调适与结合在任何一项基督教的传教事业中都会发生。 “本土化”这个概念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文化环境学中的“文化适应” 《论基督教的本土化》，王晓朝，载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8年第2期，105-111页。“本土化”概念的要义在于文化间的积极综合或整合，而非某种单向的消极适应。在基督教本土化问题的研究中，如果把本土化等同于文化适应，那么就很容易导致把基督教与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简单化为基督教对其文化环境的单向适应。我们认为，基督教的本土化是一个辩证发展的历史过程。“基督教的本土化”这个短语所指称的就是基督教与本土文化综合的整个过程。因此，甚至有学者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划分为“中国基督教化与基督教中国化 《论基督教的本土化》，王晓朝，载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8年第2期，105-111页 《从中国基督教化到基督教中国化》，蔡大海，载于《安徽文学》，2009年第1期，309-310页 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的关系能否得到妥善处理，是基督教本土化能否顺利开展的关键。 第一，欲使基督教中国化，首先必须处理好它与中国政府的关系。 第二，在保持基本信仰的前提下，注意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从深层找出共同点，吸纳其中可通融的要素。 第三，如何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确定有效的传教方式。 有学者称，“事实上，从唐代景教传入中国时起，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史，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基督教与佛教的关系史。” 《基督教在华传播的本土化进程》，孙广平，载于《绥化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38-39页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失偏颇。由于“儒学”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一种宗教，所以基督教还能在保持基本信仰的基础上“合儒补儒”，那么佛家的拜偶像则和基督教格格不入。所以一开始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就确定了“辟佛补儒 《基督教在华传播的本土化进程》，孙广平，载于《绥化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38-39页 基督教本土化进程 从唐太宗贞观年间景教传入算起，基督宗教出现在中国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从明代罗马天主教在中国开始活动算起，距今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从1807 年马礼逊来华传教作为基督宗教持续性、大规模传教开端的话，距今则只有将近两百年的历史。不论基督宗教在中国活动的历史长短，其在变化、适应中发展则是一贯的。而它在某一阶段的相对兴盛和衰落，也与它在当时上述本土化的三个方面的工作密切相关。 明末天主教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上北京，找皇帝，结交儒士、官员、皇室，千方百计征得皇帝和朝廷大臣的支持，从而自上而下地推进了传教事业。后因教会内部矛盾而引发的旷日持久的“中国礼仪之争”, 终于激怒了康熙帝下禁令，天主教被贬为“异端小教”禁止传播，连教皇特使嘉乐也被斥之为“西洋小人”而无奈返回。 但是利玛窦是最早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他于1582 年奉命来华后，刻苦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研读儒家经典，为适应中国习俗而改着儒服。他敏锐地意识到，要使基督教在以知识和道德闻名的中国奠基，必须将它中国化，按中国文化观念来表达基督教信仰。他一反葡萄牙、西班牙传教士保守、古板的传教模式，采取 “合儒、补儒”的传教方针，引用儒家经典中关于“天”、“上帝”的概念(不用“天主”) , 论证基督教至上神(God)的存在，并顺从祀孔、祭祖等传统礼仪习俗进行传教，从而获得成效。后有艾儒略、汤若望、卫匡国等耶稣会士继续推行利氏传教路线，天主教在中国得到了空前发展，从韶州、南昌、南京、北京四个最早的传教根据地扩展至各省，信徒人数亦不断增加，至明朝覆亡时(1644 年)已逾10 万人之众。其中不乏皇室人员、朝廷官吏和知识分子，包括徐光启、李之藻、杨迁筠等大家在内。他们的奉教对于提高天主教的社会地位，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19世纪鸦片战争后, 基督教(新教、天主教)再度东来。而这次是以武力开道，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的。传教士们来华后肆意干涉中国行政，无视中国法律而任意行事，他们的活动远远超逾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