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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行政行为法治化展望 随着近年来高校学生诉本校案例不断增 加、范围不断扩大，有关高校的行政行为界定以及相 应的救济措施不仅对高校及学生的具体行为有重大影 响，还引发了对于高校和校内制度规则定性的思考。 本文旨在用比较法通过对高校及校内制度性质的简要 分析，厘清诉与非诉的界限、提出多层次的解决机制 和构想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高校；行政行为；救济途径 G648； D922.1 A文 章编号：2095-4379- （2015） 01-0292-02 李涵言（1993-），女，汉族，河北石 家庄人，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 行政法、民商法。 一、高校及其校内规章制度的定性分析 （一）高校定性分析 大陆法系将高校定义为公务法人，具体解释为掌 握于行政主体手中，由人与物作为手段存在体，持续 为公共目的服务。[1] “如果该大学是依法规设立的， 可以将它作为法定公共机构对待，用调卷令与强制令 之类的手段救济” ［2］则是英美法系的观点。 无论是大陆还是英美法系，虽然侧重角度不同， 但都强调高校是以实现教育为目的的公共机构。我国 目前将高校界定为公益法人，强调其作为公共机构的 公益性，应更多地提供服务，只进行最低限度的管理。 这在理论上易达成共识，但实际操作中往往会陷入传 统观念的僵局。社会生活中提到行政主体人们更多地 想到政府机构，中央近期做出的精简政府机构和下放 行政权力更是改革的热点。但高校作为公共机构、受 教育权利的实践地其公益性质被过分看重导致行政色 彩易被人们所淡忘，这从学生没有具体区分就将学校 作为民事主体起诉可见一斑。在现代中国社会，教育 不仅只是社会承担的一项事业，而已成为公共行政的 一个重要领域。教育行政管理活动本身已构成现代国 家行政的一项重要活动。［3］使高校的行政行为进入公 众视野、将高校具有管理性质的行政行为与平等地位 的民事行为予以区分是解决管理纠纷和寻求合理救济 方式的根本。 （二）高校内规章制度的定性分析 现实中还存在学校内部规章制度的定性和位阶不 明的问题，主要体现在部分规章与法律规定不相适应、 超越法律限定范围。在有些高校中有类似于“情节严 重和发生不正当性行为者，给予留校察看直至开除学 籍处分”“在校外租房不参与集体住宿者勒令退学”“在 校期间外出留学者予以退学”等规定。其中第一条规 定涉及道德判定，第二条规定将服务和管理行为混同， 第三条规定有干涉学生未来发展，追求自身效益的嫌 疑。法律明确规定高校包括颁发学位学历权和处分权 在内的行政权，但是这里的处分权不应具有随意性应 该受到公益性、合理性和合法性的限制。综上，上述 规定属于学校作为行政主体的越权行为，而根据我国 行政法的公权力限定目的行政主体只能在明文规定的 职权范围内行权，越权行为当然无效。为解决这一问 题，可参照英国的高校附属立法模式，明确将学校的 规章制度作为教育法在不同高校内具有特殊效力的附 属立法，以形成多层次、位阶分明的教育立法体系， 防止高校对处分权的任意解释。 二、高校行政处分行为的“罪刑相适应”和程序 正当性 英美对学生处分遵循两大原则，理性人原则和正 当程序原则。理性人原则强调应按照合乎情理的平均 水平进行裁判，应用于高校行政行为方面体现为罪刑 相适应，即所有处分均应综合考量主客观两个方面是 否合理；正当程序原则强调程序正义对实体正义的强 化作用，在高校行政须域强调处分行为的公平、公开 和公正。 （一） “罪刑相适应” 高校予以退学的做法侵害了学生受教育权，具有 终局效力和不可挽救性，因此不能对一些可挽回的行 为轻易开除。类似于刑法上的“罪刑相适应”只有对 最大的恶才可以处以受教育上的“死刑”。高校应当从 自身性质出发思考究竟何种行为可开除，作为公共教 育机构，高校以培养、引导学生为己任，只有学生在 学术上犯了不能被谅解的错误并且具有主观恶性（诸 如恶意剽窃他人成果、恶意作弊不听劝诫等）无法挽 回时，才能做出开除的决定以维护学术环境不受污染。 这里应注意我们所讨论的是基于行政领域所做出的开 除，学生因触犯刑法所产生的相应后果不在此列。 我们强调对开除决定要谨慎的同时，不意味着开 除以外的留级、记过、通报等处罚方式就有随意性， 只是这些未动摇根本的受教育权尚可通过其他的方式 予以弥补，在高校附属法中可结合本校特点具有一定 的自由裁量权。例如，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中田永 夹带与考试无关的小抄可以作出留校察看或留级的处 分或同时要求书写保证书、检讨书等方式小惩大诫。 （二） 程序正当性 高校行政行为中的正当程序主要在于行权时学生 的知情权以及对于申诉权和诉权实现的保障。知情权 是学生维权的基础，是正当程序的必备要素，高校应 根据处分程度将处分事由、愿意在不同范围内予以公 开，以保证学生及时知悉相关情况并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