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春秋时期.ppt

商朝把统治区划分为畿内和畿外两部分。畿内由王室直接统治，畿外分布着众多的方国。畿内田地一部分由王室直接经营，一部分按爵位的高低分配给王室子弟和其他贵族。王室子弟、贵族和畿外方国与商王的亲疏关系不同，所分得的田地也大小不等。所有接受班爵、封地的王室子弟、贵族和方国都要接受商王的统治，为其尽朝贡、服役、征伐等义务。 商朝方国的统治者在其管区内也仿照王室建立起地方性权力机构，直接统治和役使其人众，包括奴隶和占有一小块土地的平民。在商朝直接统治区以外的边远地区，还分布着许多少数民族即所谓“四夷”，它们依武装势力的强弱也各自占有或大或小的地盘，主要是作为游牧场所。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上与商王朝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在政治上要对王室表示臣服，否则就会遭到商王的征伐。 西周田制的主要形式是井田制。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下，周天子名义上是全国土地和人民的最高主宰者。他以天下共主的身份，将土地连同田地上的劳动者分封给新旧贵族、诸侯。诸侯得地建国，又将部分田地分配给卿大夫，建立采邑。卿大夫照例将部分采邑内田地分配给士。各级贵族在封地内役使奴隶为其劳动。由于生产力的限制，用以分封的田地一般都在畿内和诸侯国都近郊。经过精心疆理，纵横交错的道路和渠沟将田地划分成大小相连的方块，形状宛若“井”字，故叫井田。 井田的疆理，一般以100亩（约合今31市亩多）为一耕作单位，称作“一田”。相连九田合为一井，面积约一平方里，十井称为一成，十成称为一同。也有以一田为一夫，十夫为一井，再以百夫、千夫作为计算单位的。当然并非所有土地都要划分为井田，在土地不平整及山谷薮泽之间，往往是横斜广狭，随地为田，只开沟洫，不划井田。 除各级贵族、统治者外，西周也有不少自耕农，他们在畿内、各分国居邑附近或远离都邑的荒野地区拥有一块土地，独立经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样的自耕农呈不断发展的趋势。 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和牛耕在农业生产中的使用，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各诸侯国在封地周围广开旷土，发展水利交通，使许多“狐狸所居，豺狼所嗥”的地方得到了垦辟。“公田”之外的“私田”不断增加。“田里不鬻”的老规矩也被贵族间频繁的土地转让和买卖行为所打破，土地出产多了，掠夺兼并也多了，井田上的封疆沟洫被突破，公田、私田的界限逐渐泯灭，土地私有制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与此同时，个体小农经济不断发展，封建租佃制也就在这时候逐渐产生了。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赋役制度，据《国语·周语下》引《夏书》云：“关（衡的意思）石（四钧为石）、和（公平的意思）钧（三十斤为钧），王府则有”。意思是说使用公平的石、钧等器具来征收贡赋，对百姓的赋税不压得过重，那么，税源不竭，王府也就会经常保持丰足。由此可见，夏代已建立了贡赋制度。  《礼记正义》卷十二上说：“古者公田藉而不税，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圭田无征”。郑玄注说：藉是借的意思，“借民力治公田，美恶取于此，不税民之所自治也”，“所云古者，谓殷时”。注“市廛而不税”云：“廛，市物邸舍，税其舍不税其物。”注“关讥而不征”云：“讥（稽查，察问——引者）异服，识异言，征亦税也。”孔颖达疏引《正义》认为以上论“藉而不税，正谓殷时，“市廛而不税”以下，或兼虞夏殷以言之。”这些论述，都可以佐证夏商时代贡税的情况。 西周的赋税，《周官·载师》记载：“凡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对于游手好闲者，征收惩罚性赋税：“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这是说，给你份地不去好好地耕种，就要以“里布”、“屋粟”、“夫家”的名目征收一定惩罚性的布粟。又《孟子·滕文公上》云：“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十一也。”是说夏代农夫人耕五十亩地而行贡法，商代人耕七十亩而行助法，周代人耕百亩而行彻法，“贡”、“助”、“彻”的税名不同，实际都是十分税一。这段话以极其简炼的语言勾画出了三代贡赋的轮廓。 夏、商徭役情况不见史载。周代徭役，据《礼记正义》卷12注引《周礼·均人》谓，“丰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无年旬用一日。年岁不同，虽丰不得过三日。”又《周官·小司徒》说：“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又其余为羡，唯田与追胥（追为逐寇，胥为同捕盗贼。 ）竭作。”这是说，征发徭役时，每家兄弟虽多，只能以一人为正卒而征发之，其余均为羡卒，不能再征。只有田猎和追逐敌寇，捕捉盗贼时，才征发正卒、羡卒全部参加。 春秋时期，赋役制度随着土地占有关系的变革和封建制的产生而出现了许多变化。如齐国“均地分力，与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