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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台灣地方派系的發展 國立政治大學中山社科所所長高永光教授 一､前言﹕恩主轉換的出現 台灣地區在過去十五年的政治發展﹐達到了政治學者杭廷頓（ S. P. Huntington）所謂的第一次翻轉（turn-over）﹐即第一次的政黨輪替 做到了政權的和平轉移。何以在短短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內﹐能快速地 進行民主化與自由化﹖民主化與自由化的動力來自哪裡﹖ 從經濟和政治以及社會和政治的關係來看﹐可能的解釋是很典型 的﹐即經濟成長的結果﹐造成了龐大的中產階級人口﹐他們一方面形 成社會穩定的力量﹔另一方面成為提高或擴大政治民主參與的動力。 從菁英主導民主改革來看﹐蔣經國時代後期對於報禁､黨禁及戒嚴的 解除﹐標識著民主化由上而下的啟動﹐才可能造成了後來的民主化轉 型。然而﹐從地方政治來看﹐從未歇止的地方選舉﹐使人民熟悉選舉﹐ 習慣民主生活﹐未嘗不是後來修憲得以和平進行﹐總統得以公民直 選﹐政權可以和平轉移的政治基礎。 但是﹐弔詭的是台灣的地方政治﹐似乎一方面累積了足夠的驅動 民主化的動力﹐但也被普遍認為是過去統治者得以遂行威權統治的 「幫手」。典型的地方派系理論似乎是證明這種論述。即從「侍從主 義」（Clientlism）的結構來看﹐握有統治權的執政者﹐給予地方政客 政治及經濟資源﹐而換取他們對於威權統治者的臣服。而統治者有時 候是利用地方既有的單一派系﹐建立這種「禮物 —服務」（ gift vs. service）的侍從關係﹔有時候則刻意塑造不從於既有派系的新派系﹐ 以分贓方式加以控制﹐而間接控制了民眾。當然﹐除了少數地方派系 形成反對力量﹐大多數地方派系在戒嚴及動員戡亂時期﹐都成為黨機 1 器的一部分。地方政治似乎是國家機器宰制社會民眾的一個面向。但 是﹐從地方派系及其派下所屬支持者來看﹐他們又是黨國機器所極力 拉攏收買的對象。在侍從主義下 ﹐彼此並沒有從屬的關係。因此﹐地 方政治也同時孕育了民間社會疏離黨國機器的種子。是故﹐台灣地區 以派系為主的地方政治實有其「二元性」（dualism）。 同時﹐地方派系主導下的地方政治﹐呈現出動員民眾積極參與 政治﹐熟悉民主的特徵﹐但是﹐地方派系為了獲得民選公職人員的職 位﹐不惜使用黑金手段﹐建立起派系內複雜的個人與個人關係的侍從 網絡關係。因此﹐台灣地方派系政治﹐一方面是地方政客積極參與政 治﹐也促成民眾熱誠參與民主生活的結果﹔但另一方面﹐卻與黑金結 合﹐不僅形成地方財團﹐從事炒作土地､非法吸金﹐壟斷經濟等行為﹔ 而且一些幫派領袖藉選舉「漂白」﹐成為部分地方政治派系的「恩主」﹐ 「派下」樁腳不少是組合及角頭﹐儼然是一個集政治､經濟及社會惡 勢力的「巨靈」。顯然﹐地方派系所形成的地方政治也有其「二元性」﹐ 正面地促進了政治參與﹐負面地敗壞選舉風氣及帶來惡質政治風氣。 不過﹐隨著 1997年第十四屆縣市長選舉的結果﹐當時的在野黨 民進黨在台灣地區 23個縣市中囊括了 12個縣市的席位﹐執政的國民 黨在地方只獲得八個縣市 含金門與馬祖( ) ﹐其他三個縣市則由無黨籍 獲得。有些縣市是第一次經歷政黨輪替﹐有些則已經是反對黨穩固進 入､繼續執政。可見﹐台灣的政黨輪替乃是由地方政治開始。 公元2000 年總統大選民進黨陳水扁當選總統﹐台灣地區中央政 治首度進入了政黨輪替﹐執政黨長達 50 年多的中國國民黨失去了執 政權﹐不論是理論或是實質上﹐國民黨失去了國家機器﹐也沒有了行 政資源﹐如果過去國民黨是所有地方派系的「恩主」﹐如今它沒有辦 法提供「禮物」給地方派系﹐地方派系自然也沒有辦法再回饋「服務」 給國民黨。那麼 2001 年的立委選舉﹐顯然地方派系依侍從結構應該 2 紛紛另謀「恩主」﹐那麼地方派系的「恩主轉換」﹐應該成為一種傾向。 設若沒有發生「恩主轉換」的現象﹐地方派系失去可以托 庇的恩主﹐ 是否意味著台灣的地方派系將逐漸步入歷史呢﹖本文即希望就以上 問題進行探討。 二､恩主的多元化﹖ 地方派系派下所依附的恩主開始轉換﹐呈現出來的是地方派系 與政黨之間關係出現所謂的「多黨化」。地方派系的多黨化現象﹐首 先由國內研究地方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