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的公共资效率探索 .docVIP

中国地方的公共投资效率探索 　　近年来，我国每年政府投资约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为4%—5%。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逐渐扩大，世界经济面临多年来最严峻的挑战。在此不利的形势下，我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力求通过加大政府投资，保证经济的平稳增长。然而，对一个国家来说，政府投资项目往往具有全局性的意义，决策一旦失误，造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和深远的，政府也将为此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和社会代价。目前，因为政府投资项目决策的非理性，形成了一些“伪为民工程”，不但浪费了政府有限的经济资源，而且降低了政府的信用。我国目前处于经济发展和转型的重要时期，地方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研究地方政府的投资决策行为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对于实现区域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在发达国家，投资主要是企业的事，总投资的数量、结构和方式都是千万个企业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结果，政府更多扮演的是协调者的角色。因此，很少有政府投资效率的研究出现在权威的研究文献中。国外学者对于在财政分权背景下政府投资决策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类是研究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类是政府决策方面的研究。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有:钱颖一和罗兰认为，1979年以前建立的M型层级行政管理结构，使得中央政府可以利用“标尺竞争”机制，对地方政府官员形成强有力的激励，硬化了基层政府的预算约束，增加了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救助成本，因而对中国经济改革绩效产生了积极影响［1］。钱颖一和温加斯特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2］。政府决策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沃尔在《公共行政学评论》中提出政府决策对公众需要负有的责任和义务进行了阐述。卢斯、林德布洛姆等许多学者从各种角度对决策进行研究，但这些成果或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实际国情不符，对提高我国政府投资效率只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和实践性。国内对于政府投资决策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较西方国家起步要晚一些。国内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都是基于经济学、行政学和博弈论等角度，探讨政府的职能、民主决策和公共政策等问题。郭小聪专门探讨了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与调控问题，提出了宏观经济分层调控的思想［3］。胡鞍钢和王绍光专门研究了中国经济转型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界定了政府的作用和干预内容［4］。秦朵和宋海岩把投资效率定义为实际投资与意愿投资的偏离。通过模拟这种偏离，发现中国的投资强烈地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的影响［5］。沈坤荣和孙文杰认为投资效率低下，进而全要素生产率(TFP)不高是影响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6］。张雷宝建立了一个“立体三维”式的综合效率评价框架，借助博弈论工具，较好地分析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投资博弈形成的机理。［7］。尹洁和黄宁提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政府提高决策效率的一些途径［8］。 　　张军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探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成功经验，还利用DEA非参数技术和受限Tobit模型，核算财政分权改革后中国省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相对效率［9］。王立国对政府项目决策科学化以及隐形投资效率损失等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10］。 　　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于结合我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探讨在财政分权背景下政府投资决策权分散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比较少，国内有很多学者比较深入地研究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是从政府决策权分散化的角度考量政府公共投资及财政分权效果的研究并不多。本文试图填补这一理论方面的空白。 　　二、模型的建立 　　本文将对政府投资效率、地方政府投资、总产出等指标进行指数平减处理后进行回归分析，然后CHOW检验财政分权是否使得我国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再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政府投资效率和地方政府投资的关系，从而得出政府投资决策变化是否具有效率，有无改进的空间。 　　1.投资效率的衡量指标 　　投资效率指标的相关研究根据各自的研究目的选取不同的效率指标作为自己投资效率的衡量标准。关于投资效率的评价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具体可以分为静态指标与动态指标。 　　(1)静态投资效率指标 　　ICOR:“资本—产出比率”(简称ICOR)，是资本存量的边际产量(dY/dK)，即产出的增量与资本存量变动的比率，ICOR=I/dGDP。克鲁格等人运用ICOR衡量投资效率并分析了新加坡的投资效率问题。张军则运用平减后的“实际ICOR”分析了我国的投资效率［9］。 　　Y/I:武剑认为Y/I是“衡量区域间投资效率差距的重要基础”，分别用国内资本和FDI计算了1995—2000年我国三大地区的Y/I均值，发现这一时间段都是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因此认为这一结果完全可以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