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职业教理论体系构建 .docVIP

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构建 　　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期间，即１８４０－１９４９年之间，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由于特殊的政治格局和经济背景的影响，我国职业教育以学徒制为主的教育形式，开始转向了学校职业教育与学徒制并存的教育形式。职业教育理论也追随实践的深入应运而生。这一时期，职业教育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大批积极倡导实业教育的教育家。他们关于实业教育的论证对于提倡、指导和发展实业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山西农林学堂的总办姚文栋在其《添聘普通教习文》中提出，“论教育原理，与国民最有关系者，一为普通教育，一为职业教育，二者相成而不相背……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需为用，缺一不可”［１］，这成为中国教育史上首次出现的关于“职业教育”的相关论述。而对职业教育概念的早期阐述，最具代表性的是当时《教育杂志》主编陆费逵，他认为中国教育在三方面需要改进，即国民教育、职业教育、人才教育，又以职业教育、人才教育为急，主张“职业教育则以一技之长可以谋生活为主”。这是中国对于“职业教育”概念的最早阐述，也体现了当时职业教育思潮的基本内涵，即授人一技之长和促进实业发展。但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一时期已经有了“职业教育”的相关论述，但在当时的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的依然是实业教育。直到后期实业教育因弊端显露，职业教育才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辛亥革命以后，近现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激发了对职业教育的需求，也促进了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的深化。在蔡元培、陶行知、黄炎培等职业教育先驱的实践引领下，这一阶段涌现了一批理论成果，既有引进、翻译的国外职业教育专著，比如，朱景宽编译的《职业教育通论》等，也出现了我国学者自行编著的，如潘文安的《职业教育ＡＢＣ》、何清儒的《职业教育学》等；既出现了宏观性、概括性研究国外职业教育的著作，如朱元善译著的《职业教育真义》等，还出现了国别研究职业教育的理论著作，如顾树森的《德美英法四国职业教育》，陈表的《各国劳动教育概观》等。这一时期的研究，大大丰富了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的成果，并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其中不乏诸如何清儒的《职业教育学》等较有影响力的理论著作。但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理论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职业教育概念、属性、功能和地位等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尚未上升到系统的理论，也未形成完整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但站在客观的立场，虽然这一时期关于职业教育理论的研究还略显肤浅，很多问题也仅限于浅层面的探讨，却奠定了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发展的基础。也正是这个意义，我们将这段时期称为我国传统职业教育理论的萌芽。 　　众所周知，我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并不是职业教育自我生成的内生性产物，而是依附于普通教育理论和国外职业教育理论的外源性结果。尤其是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了国家重大的战略决策和工作重心。毋庸置疑，与经济社会有着天然紧密关系的职业教育事业得到了大力发展。但由于当时我国缺乏职业教育理论诞生的先天土壤，因而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只能凭借依附和移植普通教育理论和国外职业教育理论而努力求索。对普通教育理论的依附职业教育理论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和移植普通教育理论而形成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普通教育理论相当于“母体”，而职业教育理论是基于“母体”营养而滋生繁衍的“子体”。且这一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国深受苏联发展模式影响，在教育方面几乎完全照搬苏联教育学的理论体系，职业教育理论体系依附于普通教育而存在的特征也尤为显著。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职业教育理论工作者开始意识到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内在区别，尝试从普通教育学理论体系重新认识职业教育的概念内涵、功能价值和本质规律等基础问题，并编著了大量的职业教育理论书籍，期冀从不同角度对职业教育的基本理论做全面论述，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技术教育研究室编著的《技术教育概论》、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学院职业教育研究所组织编写的《职业教育概论》等为典型代表。对国外职业教育理论的依附由于国内缺乏支撑职业教育发展的理论体系，这一时期，我国职业教育理论工作者秉承镜鉴意识，希望通过对国外职业教育的研究来实现本土职业教育的突破发展，并呈现出以下方面的特征。一是研究成果形式多样。既有侧重于国外职业教育原理介绍的著作，如仓内史郎、宫地诚哉的《职业教育》、细谷俊夫的《技术教育概论》以及海因茨?Ｇ?格拉斯的《生产劳动教育与职业教育》等，也有涉及具体国别的职业教育发展情况的介绍，如《谈谈联邦德国的职业教育》《美国职业教育见闻》《从宏观上看苏联的职业技术教育》《日本企业的职业教育的特点》《法国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西班牙的劳动教育和职业训练》等论文。二是研究内容涉及广泛。这一时期，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相对成熟，主要有国外职业教育发展研究的如《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