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业教育社早期理论研讨 .docVIP

中国职业教育社的早期理论研讨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有关职业教育的理论几乎是一片空白，不仅广大的民众对职业教育及其理论的认识相当模糊，在社会上，不少人对职业教育还存在很深的偏见。因此，其同仁基于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深刻认识和对西方先进教育的熟谙及崇尚，在立足于介绍美、德、英、法乃至俄国、日本等职业教育发达国家有关经验和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发展情况和教育的具体现状，在1917～1927年间，通过创办《教育与职业》杂志，集会研讨，编、撰并出版职业教育理论著作，等等，就职业教育的含义、目的、意义、内容，乃至实施方法等，积极开展理论探讨。 　　一、职教社探讨职业教育理论的背景 　　1917年5月6日，“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大会于上海假西门外林荫路江苏省教育会召开，并暂借江苏省教育会为社所；参与发起者除来自教育界的蔡元培、严修、范源濂、袁希涛、陈宝泉、张伯苓、周诒春、蒋维乔、邓萃英、顾树森、郭秉文、黄炎培等个中翘楚外，还有来自实业界、出版界乃至政界的著名人士，像伍廷芳、唐绍仪、汤化龙、王正廷、张元济、陆费逵、史量才、穆藕初、余日章，以及尚在美留学的蒋梦麟等，计48人。虽然他们所受教育背景不同，甚至学术思想也有分歧，但却对职业教育怀有共同的情结、期盼和希冀。7月，上海《东方杂志》和《教育杂志》同时发表了他们共同署名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 　　在职教社同仁看来：“本社之立，同人鉴于当今吾国最重要最困难问题，莫过于生计；根本解决，唯有沟通教育与职业。同人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矢愿相与始终之。”因此，“宣言书”中特规定，职教社以“推广职业教育”“改良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为适于职业之准备”为目的，规定其所办事业计有：调查，研究，劝导，指示，讲演，出版，表扬，通讯答问，设立职业学校，设立教育博物院，组织职业介绍部。其中，“调查”包括调查现行教育及职业界的状况；调查社会各业供求及学校毕业生的状况；调查各地已办职业教育的状况。“劝导”是指“劝政府使注意促办职业教育；劝导社会有力者倡办职业学校；劝普通学校之堪以兼办职业教育者，务注意办理并指导之；劝职业学校之有须改良其教育方法者，务注意改良并指导之；劝导学生与学生父兄，凡青年力不能升学者，速受职业教育；劝导社会，咸注意职业教育。”等等。①可见，“宣言书”既是这些有志的发起人士基于中国教育弊端所作的沉痛概括，更是他们基于借鉴西方国家教育发展经验为民族强盛所开的救国之方。 　　在职教社的发起人、主要领导者及其一些社员中，有的是思想比较开明的实业界、教育界元老，有的是民国初年积极投身教育改革的民主教育家，也有的是沐浴了欧风美雨、接受了西方先进文化知识熏陶、先进教育理论影响的留学生，还有的是从清末民初新式学堂走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面对百孔千疮、百废待兴的新的民主共和国，面对落后、传统的教育发展和创立先进教育体系的客观要求，使得“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成了当时这些在当时极具开拓性和影响力的先进知识分子们孜孜以求、矢志不移的理想。 　　然而，要推行职业教育，实现“职教救国”的目的，首先必须有一定的理论指导。虽然，早在1914～1915年黄炎培于国内进行教育调查和远涉重洋赴美国考察教育期间，黄本人及少数有识之士就对职业教育的有关理论进行过一定探讨；如在《新大陆之教育》中，黄炎培就曾说：“职业教育，以广义言之，凡教育皆含职业之意味。盖教育云者，固授人们学识技能，而使之能生存于世界也。若以狭义言，则仅以讲求实用之知能者为限，亦犹实业教育也。”②但时值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有关职业教育的理论几乎还是一片空白，这从职教社在成立“宣言书”中关于职业教育十分概括的说明，也可见一斑；而1917年7月，朱元善“取日人川本宇之介所著《职业教育研究》一书，芟其繁芜，抉其精髓，衡以我国国情”译述而成的著作，取“名曰《职业教育真义》”，③更可谓当时职教界同仁在职业教育理论十分匮乏情形下对之急切期盼的一个典型注脚。 　　实际上，在当时，不仅广大的民众对职业教育及其理论相当模糊，而且，即便是职教社的大部分发起人，对职业教育这一舶来的新生事物的内涵、意义，以及其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也没有太多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在社会上，不少人对职业教育还存在很深的偏见，“有以为普通教育中，不应涉及职业教育者，有以为职业教育，与实业教育，名异而实同者，亦有以职业教育为功利主义之教育而反对者，甚至有别立一派，专事攻击职业教育者。”④就其反对之声而言，因为职业教育关注生计，有人即认为，接受职业教育，仅仅只是为将来谋得一个饭碗，故将职业教育视为“饭碗教育”“吃饭教育”“饭桶教育”；由于职业教育最初乃是黄炎培从菲律宾舶来，而菲律宾又是美国的殖民地，遂将职业教育鄙视为“奴隶教育”；还有人利用谐音，将职业教育称为“作孽教育”。种种不实、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