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侦查证据使用问题研究-法学研究.PDF

　　技术侦查证据使用问题研究 程 　 雷  内容提要：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的司法实践状况表明，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第 １５２条规定 的技术侦查证据使用条款面临法律适用难题。对中国裁判文书网该期间内７３例样 本案件的分析，揭示了上述法律适用难题。要实现平衡技术侦查权效能与公民权利 保障的目标，需完善一系列基本的技术侦查证据使用制度，包括：技术侦查材料用 作证据的，必须事先告知辩方并经辩方质证方可作为定案根据；技术侦查证据的形 式应当是原始的实物证据，使用传来证据的，应当适用实物证据的鉴真规则；法官 可以对技术侦查证据进行庭外核实，但仍应保障辩方的质证权。为保护技术侦查方 法与过程不被泄密、国家秘密、公民的人身安全，应允许在证据使用过程中设置若 干变通措施，比如：使用证据替代品、衍生品；对证据来源予以保密；设立特定律 师代理制度，由特定律师而非被告人本人对证据进行质证。 关键词：技术侦查措施　技术侦查证据　监听　证据使用 　　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在 “侦查”章中新增了 “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其中第 １５２条规 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如果使用该证据可能 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 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必要的时候，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从技术侦查 措施及其证据使用法治化的角度看，本条规定意义之重大自不待言。然而遗憾的是，２０１２ 年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由于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加之实践探索裹足不前，庭审中罕见技 术侦查证据的身影。中央政法机关２０１６年出台的 《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 改革的意见》明确要求，“完善技术侦查证据的移送、审查、法庭调查和使用规则以及庭外 〔１〕 核实程序”。 这一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是对技术侦查证据使用所面临的一系列司法困 境的回应。本文试图揭示目前司法实践中技术侦查证据使用的基本样态，并在比较研究的 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重大项目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刑事诉讼制度重大改革实施效果的实证研究” （１７ＺＤＡ１２７）的阶段性成果。 〔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 《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 革的意见》（法发 〔２０１６〕１８号）第３条。 ·１５３·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基础上，从理论上对技术侦查证据使用所面临的司法困境，作出相应的分析与回应。 一、立法背景与规范解读 　　最高人民法院于２００７年收回死刑复核权后，在复核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过程中，经常 涉及技术侦查所获证据材料的使用问题，而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案件的最终复核结果。在 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２年的中央司法改革过程中，经最高人民法院建议，中央政法委将技术侦查证 〔２〕 据使用问题列为专项改革任务。 ２００８年，中央政法委 《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 革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为适应新形势下依法打击重大犯罪的需要，明确技术侦查、秘 密侦查措施适用主体、范围、审批程序以及取得证据的法律地位”。为进一步确保死刑案件 质量，最高人民法院等机关于２０１０年联合下发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 的规定》（以下简称 “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其第 ３５条规定：“侦查机关依照有关规定采 用特殊侦查措施所收集的物证、书证及其他证据材料，经法庭查证属实，可以作为定案的 根据。法庭依法不公开特殊侦查措施的过程及方法。”这是我国刑事司法规范性文件首次提 出技术侦查证据使用问题，为后续的刑事诉讼法修订奠定了规范基础。 　　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在总结 “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３５条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第 １５２ 条专门就技术侦查证据问题作了规定。笔者认为，该条规定的立法意图应从以下两个方面 进行解读。 　　 （一）“可以”作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