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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务工逻辑与城市化道路 　　农民外出务工有两种不同的逻辑。一种外出务工，目的是为了提升村庄生活的质量，务工逻辑服从于村庄生活的逻辑。在这种逻辑下面，虽然农村劳动力外出了，但劳动力赚取的资源流入村庄，村庄因此显得繁荣。另外一种外出务工的目的是积攒进城安居所需的费用，或者说是积攒逃离村庄的资本。在这种情况下面，不仅劳动力流出村庄，而且各种资源持续流出农村，村庄因此变得萧条。两种不同的务工逻辑，不仅会极大地影响不同逻辑指导下的农民生活质量，而且会给乡村治理带来深远影响。当前中国农村，第二种逻辑的农民外出务工越来越多，这种变化带来的后果需要引起我们足够重视。一些地方政府试图通过政策人为加快这种变化，则可能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 　　一、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进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亿万农民离土离乡，进城务工经商。1980年代末，沿海工业快速发展，城市经济具有了极强的吸收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全国劳动力市场开始形成，中西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开始离土又离乡地向沿海和城市转移。进城务工经商收入高于一般农村农民从务农中可以获得的收入。自此，中国出现一波又一波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潮。在形成全国劳动力市场之后，尤其是那些人多地少，经济贫困的农村地区，农民从农业中已难以获取较高的劳动回报，进城务工经商可以获得远高于农业的收入水平。越是人多地少及越是经济贫困的地区，农民越是有着强烈的外出务工经商的积极性，因为在统一的全国劳动力市场价格下面，同样的务工经商收入对于贫困地区具有更高的边际效用。 　　据不同口径的统计，目前中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在—2亿之间，这相当于西方七国集团就业劳动力总数的一半。大量农民离土又离乡，对农村和城市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农村因此导致农业领域的剩余劳动力大大减少，有些农村甚至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情况。大量农民工在城市从事二、三产业，成为城市新生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第五次人口普查也将进城务工经商时间超过半年的农民工统计成了城市人口。 　　绝大部分进城农民工事实上并不能真正在城市安家，不能在城市成家立业，结婚生子，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这些人不能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机会，他们在城市务工经商，而在农村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实现人生目标;他们离不开村庄的生活，在城务工经商，只是通过劳动力的输出换来其他资源的输入，以滋养农村的家庭生活。只有少数运气特别好，有特殊技能的农民工，可以在城市获得较为稳定的就业和较高的收入，从而可以在城市完成劳动力再生产，体面而有尊严地生活下来。 　　从1980年代末至今，大规模农民离土又离乡的进城务工经商已有20年时间。第一代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少数已经在城市买房安家了，比如一些建筑业的包工头。但对于绝大多数人说，他们并没有获得足以在城市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积累。现在，第一代农民工开始退回到农村，他们的子女一代接替他们进城务工经商。 　　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一个时空坐标中对农民进城务工经商这一社会现象进行解读和简单的描述。具体归结为以下三点： 　　1、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及其价格机制的形成，对人多地少经济贫困地区的农民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离乡，进城务工经商。 　　2、农民工进城，不仅缓解了农村人多地少的农业困境，增加了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中获得收入增长的可能性;而且，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将在城市赚到的钱带回农村，从而增加了农民收入，带动了农村消费，繁荣了农村市场。 　　3、经过1980年代以来的20年，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中，除极少数人以外，绝大多数在步入中老年之后将不得不返回农村，他们的子女接替他们成了第二代农民工。 　　现在的问题是，大规模的农民外出务工已经20年，它对不同地区农村造成了哪些影响，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有何差异，农民离土离乡外出务工对于中国长远的发展前景构成了什么含义，及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应对的办法。其中的关键是，我们需要理解农民外出务工的逻辑。我们通过两个例子来展开对这个逻辑的解读。 　　二、作为小农兼业行为和村庄社会关系再生产手段的进城务工 　　湖北英山农村人多地少，土地贫瘠，一直以来，这里的经济条件相当差，农民生活仅仅是维持温饱的水平。1990年代中期以后，英山农民开始大量外出务工经商，主要从事建筑、装修和轻纺行业。在当前英山农民的收入结构中，外出务工收入至少要占农民家庭总收入的一半以上。以雷店镇程咀村为例，全村503户，约2000人，常年有400多人在外务工，平均每户有一人在外务工;这些人平均年收入7000—1万元，则程咀村每年可以有300万元左右的务工收入，而程咀村农民从农业(主要是近年来发展的茶叶)中获得的总收入不足300万元。 　　2000年前，程咀村仍然相当穷，村民的住房大多是砖瓦房，其他的房子则是土墙瓦房。而在1990年代初期有人外出务工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