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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育发展分析论文 　　摆脱实利状态 　　这是我的第一憧憬。 　　也许有人会问，现在教育经费，尤其是幼教经费还那么短缺，教职员工的收入水平低下，活动设施陈旧等等问题那么突出，在这样没有“硬件”保证的前提下，如何摆脱实利状态？ 　　我们在现实中看到几乎所有的园长都在忙于创收，无力真正关注孩子在幼儿园的情绪和感受，很难说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更新，对幼儿活动内容和方法的改革，多限于形式，少有实效，而且改革的目的还是为了增加“创收”的渠道。并且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这种现象居然还得到了肯定，变得越来越突出。这样就出现了有人说的“目前幼儿园的孩子母语还没讲全就讲英语，大小便还不能自理就学电脑”的“特色”教育。这种现象应该是很不好的。 　　我想起了台湾作家龙应台采访过的瑞士一所叫猫川的幼儿园。猫川幼儿园在经济那么发达的国家里同样存在经费短缺，教职员工的收入远远不及其他行业。由于他们有专业人员，有品质，因此要求入园的孩子特别多。一般来讲，他们在10个要求入园的孩子中，只能接受一个。因为他们认为孩子的数目越少，得到的照顾才会越周全。那么他们的接受原则是什么呢？那就是优先单身妈妈和移民的孩子。因为幼儿园认为单身妈妈必须出去工作赚钱，孩子得有人为她照顾；移民家庭的孩子应该有一个学习语言的环境，所以幼儿园也优先收托，免得孩子长大后因为语言的关系而受排挤，成为受欺负的下一代。令我感动的是，幼儿园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什么外部的规定，而是园长很自然地认为：幼儿园本来就不是营利的地方，而是需要良心和爱心的地方。 　　是的，良心和爱心应该成为办幼儿教育的首要原则，只是我们这些年来把它们丢失得太多了。 　　有一段时间以来，好像还存在着一个理论与实践的怪圈，就是教育实践者和教育理论者思考的问题有很大的不同。我的感觉是，在幼儿教育界，存在着一个搞理论的圈子，一个想进入这个圈子成为理论工作者的人总想着必须把教育变成教育学；而对于教育实践者来说，他们希望的正好是一个相反的过程——把教育学还原为教育。这就使得二者之间总是在思考问题的角度和立论上相悖，教育理论者研究的东西，教育实践者不愿看、不想看，也看不懂，而教育实践者搞出来的东西，教育理论者又认为没价值，没兴趣看，不屑于看。于是真正有成就的理论家和急需解决工作中实际问题的教师产生了沟通上的障碍。我曾经听到过一位内地的大学教授和一位沿海特区的园长就给予儿童充分发展的机会和条件的问题发生的激烈争辩，大学教授关注的是如何建立自己的儿童认知发展的理论，而园长更关注的是自己的教育机构为这种理论所提供的可能。这种困境的后果，就是教改的目的直指家长，教改的成绩成了提高收费标准的依据。 　　需要补充一句的是，幼儿园经费充足当然是好事，幼儿园的硬件设施完全现代化更是求之不得。但是我觉得这只对不为钱累、不为钱役的人才是真理。如果以为哪儿钱多才有现代化，才有时代特色，才有素质教育，才有真正办教育的能力和条件，那么，当年延安保育院的“马背摇篮”恐怕就真的只能办到美国洛杉矶了。 　　关注社会弱者及其孩子 　　这个憧憬是从前面的愿望而来的，因为只有摆脱了“利”的标尺，才会对这点有所反应。 　　2000多年前，一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并热心教育的东方导师，以他本身的人格内蕴，提出过闪耀着极其强烈的人文光辉的设想：“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篇》。虽然这种“乌托邦”离现实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可以说，我们无时无刻都在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实惠，生活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包括学龄前儿童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在社会的转型期，出现了一个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也就是社会弱者群体，如残疾人、老年人、下岗失业人员、灾民等等。 　　以湖南省为例，湖南是个农业大省，也是水资源丰富的省份，由于对水资源的开发，湖南也成为了全国的移民大省。据统计，截止1995年底，全省移民总数已达203万之多，占全省人口的3．2%。由于移民受迁移方式、补偿条件和居住地资源的限制，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都极其恶劣，成了贫困人口中的特殊群体。生活贫困的标志之一就是孩子的大量失学。据调查，有一个库区的学龄儿童入学率尚不及75%，遑论接受学前教育了。 　　再以湖南省的城市下岗职工为例，来自同一调查的数据显示，有85%的人生活在困境中，而他们中35岁以下的占%，35岁至45岁以下的占%，即他们的孩子很有可能处在幼儿期或小学阶段。 　　社会弱者的存在实际是一种普遍现象，和社会制度无关，它是特定社会或其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在我国目前生产力还比较低的情况下，要根本改变他们的生存状态是不可能的，但是奉行以爱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