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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理念，本是德国人提出 　　2015年１月２９日，教育部长袁贵仁，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精神座谈会上发话： 　　高校教师必须守好政治底线、法律底线、道德底线，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 　　呵呵，看来这个国家级教育人的部门的部长认为：凡西方的价值观念，必定都是坏东西，中国的所有教师都要守住三个底线（政治、法律、道德），决不能让西方的价值观进入中国课堂！ 　　若按袁部长逻辑推定，不但马克思观念再也进不了中国课堂（除非袁部长可以证明马克思就是东方人），就连近年组织再三宣扬和强调的“全球治理”观念，也一定要在大学课堂中禁言滴！ 　　因为，“全球治理”概念的首创者，也是马克思的老乡，他的名字叫维利·勃兰特，曾在1969年至1974年间担任西德总理，他曾以和苏联集团和解的新东方政策打开外交僵局，尤其以1970年的“华沙之跪”引起全球瞩目。为此，他在1971年成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1990年，在勃兰特离职西德总理26年后，在担任德国国际发展委员会主席时，提出了“全球治理”理论，这是顺应世界多极化趋势而提出的——旨在对全球政治事务进行共同管理的理论。 　　在勃兰特提出“全球治理”两年后的1992年，28位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并由卡尔松和兰法尔任主席。 　　该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天涯成比邻》的研究报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全球治理的概念、价值以及全球治理同全球安全、经济全球化、改革联合国和加强全世界法治的关系。 　　中国政治家这三四年来，在国内外众多场合大讲“全球治理”概念，可如今的中国人，究竟又有几人知道西方人对“全球治理”的概念，究竟又是如何阐释的呢？ 　　为此，小妹于网络检索了“全球治理”的一些资料，现摘选于此文，以让更多朋友了解，其实“全球治理”也是一个舶来品，也是西方的价值观！ 　　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全球治理的价值：即在全球范围内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应当是超越国家、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之上的全人类的普世价值。 　　二是全球治理的规制：即维护国际社会正常秩序，实现人类普世价值的规则体系，包括用以调节国际关系和规范国际秩序的所有跨国性的原则、规范、标准、政策、协议、程序等。 　　三是全球治理的主体：即制定和实施全球规制的组织机构。 　　主要有三类： 　　（1）各国政府、政府部门及亚国家的政府当局； 　　（2）正式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 　　（3）非正式的全球公民社会组织。 　　四是全球治理的客体：指已经影响或者将要影响全人类的、很难依靠单个国家得以解决的跨国性问题，主要包括全球安全、生态环境、国际经济、跨国犯罪、基本人权等。 　　五是全球治理的效果：涉及到对全球治理绩效的评估，集中体现为国际规制的有效性，具体包括国际规制的透明度、完善性、适应性、政府能力、权力分配、相互依存和知识基础等。 　　有西方学者则把上述五个核心要素转化成五个问题： 　　为什么治理、如何治理、谁治理、治理什么、治理得怎样。 　　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 　　治理是个人和制度、公共和私营部门管理其共同事务的各种方法的综合。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其中，冲突或多元利益能够相互调适并能采取合作行动，它既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也包括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由此可见，全球治理的基本特征包括： 　　一是全球治理的实质是以全球治理机制为基础，而不是以正式的政府权威为基础。 　　二是全球治理存在一个由不同层次的行为体和运动构成的复杂结构，强调行为者的多元化和多样性。 　　三是全球治理的方式是参与、谈判和协调，强调程序的基本原则与实质的基本原则同等重要。 　　四是全球治理与全球秩序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全球秩序包含那些世界政治不同发展阶段中的常规化安排，其中一些安排是基础性的，而另一些则是程序化的。 　　在各治理主体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由于其自身特色以及在国际体系中的不同地位，体现出三种不同的治理模式： 　　一是国家中心治理模式：即以主权国家为主要治理主体的治理模式。具体地说，就是主权国家在彼此关注的领域，出于对共同利益的考虑，通过协商、谈判而相互合作，共同处理问题，进而产生一系列国际协议或规制。 　　二是有限领域治理模式：即以国际组织为主要治理主体的治理模式。具体地说，就是国际组织针对特定的领域（如经济、环境等领域）开展活动，使相关成员国之间实现对话与合作，谋求实现共同利益。 　　三是网络治理模式：即以非政府组织为主要治理主体的治理模式。具体地说，就是指在现存的跨组织关系网络中，针对特定问题，在信任和互利的基础上，协调目标与偏好各异的行动者的策略而展开的合作管理。 　　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