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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治理渴盼中国强力参与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完土耳其安塔利亚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次峰会后，紧接着就将赴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可以说，这两个会议是当今全球经济治理领域最重要的机制和平台。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完土耳其安塔利亚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次峰会后，紧接着就将赴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可以说，这两个会议是当今全球经济治理领域最重要的机制和平台。上月下旬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当今的中国，是时候以自身的国际影响力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中了。而这两个会议，为中国提供了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绝好机会和绝佳平台。 　　全球经济治理是指国际社会各行为主体通过协调、合作以及达成共识等方式参与全球经济相关公共事务的管理，以建立或维持一个理想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过程。这一治理议题同样非常广泛，而且随着年代的推移，议题也会随之改变。但无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题如何变化，其核心总离不开共同应对与解决世界各国所共同面对的经济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已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以及未来，因而居于更重要的地位。比如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治理的主题是经济全球化及其合作；进入新世纪以后的前10年，全球经济治理的主题主要围绕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至2009年，全球经济治理的主题集中到了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上。而目前，由于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经济复苏存在不稳定性，又不得不使全球经济治理的主题集中在确保世界经济可持续、平衡增长方面。 　　传统上，全球经济治理框架是以美国为主导，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以及世贸组织为支柱，以八国集团会议(G8)为协调平台。进入G20后的这些年，尤其是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世人对以往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的弊端有了痛彻心扉的感受。世人明白，这个治理框架所指出的全球经济运行方向存在明显的缺陷。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该框架中处于“被西方治理”的地位，只能被动接受西方确立的价值观、经济交易规则以及被迫服从西方制定的所谓全球经济治理框架，一旦危机到来，新兴市场经济体往往受到更大冲击。尤其是近几年，欧美发达经济体饱受主权债务危机折磨，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欧美债务困局，事关全球经济能否度过“新危险期”。政策环境的变化，政策实施的更高成本，更加凸显强化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性。 　　如今，金融危机已过去七年，全球经济治理总体上是有进有退，但是退大于进。这个“退”其一是体现在全球经济艰难恢复，但经济治理强调政策、行为多元化。随着美国、欧盟逐渐摆脱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困扰，新兴大国与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较量激烈，矛盾上升，使“共治”前景暗淡，碎片化式的“分治”明显，主要经济体几乎都在经营本地区或跨地区的大大小小自贸区等经贸组织“集团化”进程中。其二是体现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停滞不前，特别是正在向旧的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回归，做出这个判断的标志就是美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的态度消极和行动迟缓，令各国感觉束手无策。今年10月9日至11日，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秋季年会上，IMF的份额改革也是与会代表普遍关注的问题。与会专家及官员普遍认为，中国本应从2010年起在IMF发挥更大的作用，但美国国会一直未批准改革方案，导致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迟迟未果。IMF在随后发布的公报中指出，我们对2010年IMF份额和治理改革的一再延迟深感失望，并继续敦促美国尽快批准2010年改革方案。世界银行也在其发布的公报中强调，将进一步改善成员国在治理机构中的代表性。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理应以实际行动做全球经济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强力支持者，国际社会也渴盼中国能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首先，正如上个月中旬习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集体学习时强调的那样，要审时度势，努力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这就意味着未来中国将顺应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凭借自身的国际影响力，更加积极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中。 　　其次，要推动变革全球经济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切实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