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刑法考综述 .docVIP

风险社会刑法考察综述 　　在现代风险社会中，刑法的触角已延伸至风险规制的领域，由此引致风险防控进程的多元化与法益保护的前置化，刑法特有的最后保障法性质与严厉性更进一步凸显了刑法的重刑化趋势。要实现在风险刑法羽翼下对法益理论的流变考察与规整梳理，统筹兼顾法益的刑事政策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对现行法益理论进行实证分析与重新解构是必不可少的。 　　一、风险刑法中法益理论的嬗变 　　肇始于德国学者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本是社会学上的理论命题，主要用来描述后现代社会工业科技的过度发展给人类生存环境所带来的风险与挑战。风险与传统危险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是由一系列偶然因素组合起来的，风险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危险则沾染上了主体的价值评论，具有消极的价值属性。风险“潜藏于早已具体存在的混乱无序状态13益显现的过程之中，正是因为这种混乱无序状态使得社会生产管理机制及针对危及人类生存巨大威胁和灾难而设立的预防预警机制等，早已变得乱糟糟一团而一发不可收拾”。④由于其与当代刑法积极一般预防的刑法思潮相契合，推进了现时法益理论的多元流变，并进而体现在法益内涵的扩展与危险源头对象的扩充方面，因而使得刑法能够及时随风险社会犯罪情势的复杂演变，适时检讨与修正相应的刑法规范，以防控风险。作为德国刑法学者罗克辛提出的客观归责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危险创设与被允许的危险的理论和风险升高理论，保护目的理论的归责基础与前提就是风险刑法中的危险行为。其认为：只要行为人引起或加大了不被允许的危险且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在规范保护目的及构成要件效力的因果关联范围之内，就能肯定对行为人的客观归责。该理论将创设或升高风险的行为视为规范的内容(禁止)，且大量援引行政取缔规则作为判定风险行为的标准，因而可以说是风险刑法理念的典型反映，其旨趣在于强化风险行为的刑法规制，扩张法益保护法网。在风险社会中，通过国家公权力管理与控制风险的立法尝试及对一般预防中事前预防功能的强调，使法益保护范围、保护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导致了法益保护的前置化与法益概念的精神化趋向，不仅将造成法益实害与具体危险的风险行为作为刑罚规制的范畴，而且把为数众多的抽象危险列入可罚性的范围，从社会安全性方面寻求刑罚正当化的根据，有将结果犯或实害犯作为危险犯处罚的危险。法益的违法性评价机能与解释论机能使法益保护的前置化(保护时间序列的提前化)13渐成为防控社会风险的刑事立法政策。另外，免除控方证明责任的抽象危险犯的刑法规范的设立(主要是在危害公共安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及经济犯罪中)更意味着风险社会刑法机能的深度转变。但在这种以功利为导向的风险规制语境中，同时也潜藏着打破刑法功能平衡的危机。对于侵害法益危险的抽象化突出地表现在此次《刑法修正案(八)》的相关规定上，例如关于危险驾驶罪的增设与生产销售假药罪的构成要件的变化方面。特别是前者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就构成犯罪，对其性质的判定就有行为犯与危险犯的区别。2011年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向各高级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正确适用刑法修正案(八)依法追究醉酒驾车犯罪案件的紧急通知》明确规定：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在道路上醉酒予以追究刑事责任，虽然没有规定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的前提条件，但根据刑法第l3条的规定，危害社会行为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然而2011年9月14日公安部发布了《关于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则强调指出：从严掌握立案标准。经检验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的，一律以涉嫌危险驾驶罪立案侦查。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两者对醉酒驾驶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定罪和处罚标准在具体操作标准方面具有不同理解，联系到本文对于风险社会刑法法益的理论命题，公安部秉持风险社会侵害法益行为的风险防控理念，着重考量行政管理的便利性及效率，强调刑法的功利性机能，此实质上是法益侵害实害化向抽象危险精神化演变的独特进程。而最高人民法院则坚守刑法的最终裁决者及社会公正的终极守护者角色，避免社会舆论和政治目的挤压下的政策性刑法严重冲击刑法的法律理性及安定性，谨慎遏制风险预防原则推动的刑法能动化倾向所导致的重刑威慑的冲动。 　　二、社会危害性、刑法法益、损害原则 　　在中国刑法中，社会危害性是从作为犯罪本质、犯罪概念中的核心要素，抑或是刑事违法性的根据、阻却违法性事由，还是从作为刑事立法的理论基础及刑事司法的指导原则角度探讨之，一直颇有争议。笔者认为，大多数论述混淆了彼此之间的层次构筑而陷于自我论述的封闭系统以求批驳他人论点，因而欠缺精当。本文选择以刑法规范合法化基础为视角对中国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理论、大陆法系的法益论、英美刑法中的损害原则进行辨析。 　　中国刑法社会危害性论中的“社会”在当今风险社会中具有特定的蕴涵。后现代社会中风险规制的失灵带来的恐慌在最后的保障法(刑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