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改道与连云五大文化遗产 .doc

黄河改道与连云港五大文化遗产 　　导语 　　所谓黄河改道，是指河流决口后放弃原来河床而另循新道的过程。千百年来，黄河由于多沙善淤，变迁无常，改道频繁，中游的宁夏银川平原，内蒙古河套平原一带的黄河河道都曾多次改道变迁，但影响重大的是黄河下游河道改道。历史上黄河下游改道波及的广大地区，南达江淮，北抵天津，西起孟津，东至黄海，纵横25万平方公里。据史载，从公元前二十三世纪到公元二十世纪末的四千余年间，黄河下游共发生过一千五百余次决口，先后26次改道。《尚书·禹贡》中所记载的改道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最早黄河改道。公元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宋高宗为阻止金兵南下，在河南滑县西南决河，黄河入泗水进入淮河，“夺淮入海”。之后700多年间，黄河的流向都在江淮及鲁南地区。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考决口后，夺山东大清河入渤海。此后一百五十余年间，苏北海岸线向大海不断延伸，云台山始与大陆接壤，呈现沧海变桑田的壮观历史地理景象。 　　黄河每一次改道，在人们的记忆中，充满着恐怖、死亡、流离失所和家破人亡。所以黄河也是世界上给人类造成灾难最多的河流之一。然而就在这苦难的历史沿革过程中，产生了古老灿烂的中国黄河改道文化。几千年来，连云港在黄河改道中数次沉浮，历受磨难，由桑田变沧海，再由沧海变桑田，承受着改道造成的苦难，也继承着改道文化的丰厚遗产。 　　史学界形成的普遍共识是，文化孕育于江河，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华主流文化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因此“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这里提出的“改道文化”概念，是基于“黄河文化”这一范畴，根据黄河数千年来南北大迁徙这一历史事实，以及在迁徙过程中所积淀的各类文化元素，所形成的与黄河文化一脉相承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成果。“改道文化”是这一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河最后的一次改道北流距今已有一百五十余年。在当今人们的记忆中，海州至云台山乃至太平洋西海岸，是一马平川，车水马龙的现代都市。然而，就在一百五十年前上溯700多年间，在黄河水的推波助澜下，云台山是一个飘荡在黄海之中的孤岛。 　　笔者由黄河中上游来连云港生活工作已10余载，出于对黄河文化的热爱，近年来潜心观察了由沧海变桑田的古海州地区的人文地貌，传闻史籍，对黄河改道所形成的独特历史景观及文化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总的说来，黄河改道对下游地区的历史文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对连云港地区的影响尤为显著，积淀尤为深厚，成果尤为丰硕；从某种意义上讲，具有宏观上的主导作用和决定作用。连云港的重大文化遗产，基本上都与黄河改道息息相关。可以说，没有黄河改道，就没有今天如此绚丽多彩的连云港区域文化。本文试图通过四千余年来，黄河改道在连云港地区所留下的重要的人文遗迹，对黄河改道与连云港五大文化遗产的关系，依时间顺序排列，阐述一些个人见解，供社会有关方面参考。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藤花落”——毁于黄河改道的史前人类生活遗迹 　　公元2000年，国家公布了当年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江苏省连云港市“藤花落遗址”榜上有名。[1]“藤花落”这个多少有些诗情画意的史前中国古代人类部落遗址名称，首次见著于考古史册中。 　　“藤花落”遗址，位于现今的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地处中云台山北麓的冲积平原上，海拔6—7米。遗址埋藏于距地面—2米的黄土淤积层之下。已发掘的古人类遗址面积约2100平方米，由内城和外城两部分组成：外城平面呈圆角长方形，由城墙、城壕、城门等组成，城围1520米，墙基21—25米，残高米，总面积约150000平方米，用堆筑和板筑相结合的技术组成；内城位于外城内南部，由城垣、城外道路、城门和哨所组成，城址平面呈圆角方形，主要由版筑夯打而成。城内众多房址中有一座“回”字形大房址，面积约110平方米。遗址内还发现有供排水用的水沟、宽3—4米的道路、石埠码头、水稻稻田和儿童尸骸等遗迹200多处，出土的文物有石斧、石锛、石刀和陶鼎、钵、盆、盘、杯、纺轮以及动植物标本、玉器等共计1200余件，还发现100多粒炭化稻米粒。通过对遗址土壤植物硅酸体测定和众多遗址现象初步认定，城外和北部外城之间有着保存较好的稻作物农业生产区，，充分证明这一时期居民的生产生活活动主要以稻作物农业为主。“在1999年发掘的城南部的一个工作区域的剖面上，发现了另外一个重要现象，外城墙墙体两侧的底层堆积明显不一样，外侧耕作土层下是若干层水平状淤沙土堆积，多为纯净的黄灰沙土和青灰沙土，明显是受到海潮倒灌和洪水冲击而形成”。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认为，“藤花落”遗址距今四千多年，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生活遗址。对研究中国史前人类遗址的平面布局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海岱地区的古文化和中国文明的起源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考古工作者还在遗址中发现，有十分明显的偶蹄类动物脚印和人类脚印及圈养动物的栅栏。由此专家们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