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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逆流：挑战与应对 　　　　2016年三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稳中向好的势头，然而中国经济将面临一个乱象丛生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环境。本文将当前国际经济的乱局置于经济全球化的视野之下，认为国际贸易增长放缓和世界各国经济严重分化引发了经济全球化逆流及全球化前景的不确定性。特朗普试图通过进口替代战略和有控制的双边贸易，打乱正在发展中的基于多边协议和自由贸易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以强化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格局。面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巨大挑战，中国短期内应多管齐下，务实解决资金外流与汇率贬值问题；未雨绸缪，沉着应对局部贸易战可能带来的不利局面。长期内应深化改革，打造富有活力的大国增长模式；高举多边协议和自由贸易的大旗，以“一带一路”为抓手，促进形成多元合作的全球化经济新格局。 　　2016年三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经济增速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零售消费平稳增长；进出口同比趋稳；投资增速企稳迹象进一步巩固；工业企业利润继续改善。总体而言，中国经济虽仍处在下行筑底阶段，但增速下行的幅度在收窄，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态势逐步显现。然而，从国际环境看，以特朗普当选、意大利公投、英国脱欧等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欧洲频发的恐怖袭击、难民危机的挑战；日本执政联盟以多数优势在修改宪法这一议题上获胜；南海的紧张局势；等等。中国将面临一个乱象丛生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环境。 　　正确认识国际形势乱象丛生背后的本质，有利于我们迎接挑战。本文将当前国际经济的乱局置于经济全球化的视野之下，认为目前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正面临挑战，全球化逆流引发世界大国的路径博弈，特朗普为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不惜采用多种贸易保护主义手段，这将对中国和世界经济带来较大冲击，中国必须做好战略应对的准备。 　　在经济全球化路径的大国博弈中，由于中国旗帜鲜明地坚持多边协议和自由贸易的合作共赢策略，因此必然成为美国推行贸易保护和双边协议策略、维护其全球主导格局的主要对手之一, 美国中端制造的“进口替代”战略对中美贸易中处于顺差的中国是严峻挑战。同时，中国的汇率也将成为美国重点攻击的对象。对此，中国短期内的基本战略应是“汇率稳守，贸易反击”。从长期看，应对内深化改革，对外积极推动新型全球化经济格局的形成。 2017年中国经济面临的第一大风险来自于汇率。首先，汇率风险来自于美国的持续加息。特朗普上任之后，着力刺激经济，使美国的货币需求上升，而且美国失业率低，财政赤字却非常高，因此，美联储将会加快加息步伐。其次，汇率风险来自于欧洲，今年是欧洲的大选年, 由于欧洲右翼势力抬头，大选可能出现黑天鹅事件, 导致欧元大幅贬值并波及人民币汇率。因此人民币仍存在贬值压力，一旦汇率贬值与资本外流的压力相互作用形成反馈循环，国内投资者必然将手中的人民币资产转换为美元资产以赚取收益。到时，中国21万亿美元的货币存量都将成为潜在的人民币供给，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与之相比不过是杯水车薪。居民资产的外币化将剧烈地影响国内储蓄、投资平衡，对实体经济造成难以估量的打击，中国必须务实管理好汇率和资金外流的难题。 　　2016年中国资本外流的结构分析。2016年12月30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报6.95，创出年内新低，较年初贬值 　　6.56%，其中10-12月贬值幅度达到4.02%。据CCWE 估算，2016年全年中国的广义资本外流约为5500亿美元。 根据CCWE 测算，假设低于货物贸易顺差的结汇部分以及超过服务贸易逆差的售汇部分均转化成私人部门持有的美元资产外流，那么2016年全年经常账户下隐藏了3526亿美元的资本外逃，约占总流出量的60%。按资产类别划分，资本和金融账户流出中的存款等流动性资产在2016年全年贡献了1269亿美元的资本流出，约占总流出量的22%；外币直接投资贡献了306亿美元的净资本流出，约占总流出量的5%；美元证券（包括债券和股票）贡献184亿美元的净资本流出，约占总流出量的3%。自2015年“8·11”汇改后人民币进入贬值区间以来，资本的外流仍然借助贸易为主要渠道，而金融项目下流动性资本的外流也是不容小觑的一部分。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将资本外流总量按照资产持有主体划分，我们发现居民部门的资本流出远低于企业部门。2016年居民部门主导的资本流出约为900亿美元，而企业部门主导的资本流出约为5169亿美元。这说明目前的资本外流主体仍为企业部门，其中非金融机构以进出口结算、外债偿还等名义进行的美元汇兑主导了此轮资本外流。管涛（2016）认为，境内企业加速外债偿还是资本外流的主要渠道。他通过外汇贷存比数据发现，近年来企业部门的外债杠杆率持续下降，截至2015年12月，该比例已降至2007年危机前的水平。据CCWE 估算，在人民币贬值预期下，企业部门加速了外债偿还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