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治理的国际思考与实践.docx

　　协同治理的国际思考与实践 　　（法）陈力川 　　本文试图从纵向（历史）和横向（现实）两个角度，介绍协同治理国际思考的来龙去脉；从它与民主、国家、政府以及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上把握这一思想的本质；从它在实践中的运作方式和薄弱环节上评述其方法论的意义，目的是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方略建立国际参照体系。 　　一．协同治理思想生成的历史条件 　　1．欧洲人文主义背景 　　当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 2 　　吁请各国的君主和人民将他们各自的利益服从于人类大家庭的利益，当他在天主教和新教水火不容、互相残杀的时候，力主宽容与和解，他实际上开创了一个和平化解冲突的思想传统。尽管在现实世界，伊拉斯谟的同代人马基雅维里 　　3 　　的《君主论》更具政治影响力，尽管强权、武力、战争作为民族国家追求的目标构成了近现代历史的主旋律，然而在精神世界，政治道德、人类和谐的理想却没有因血与火的洗礼而泯灭。使人类更人性，地球更文明，社会更和谐成为欧洲人文主义者代代相传的薪火。继伊拉斯谟之后，拉伯雷、蒙田、斯宾诺莎、伏尔泰、狄德罗、莱辛、席勒、康德、托尔斯泰、罗曼#8226;罗兰等人就是这一人文主义思想的继承者。对人类共同体的信仰，对世界永久和平的期盼，对理性最终战胜狂热和偏激的信念成为历代人文主义者的“希望之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协同治理思想的产生标志着欧洲人文主义传统的复兴。 　　2．民主思想的普及 　　从时间上看，协同治理思想的兴起与东西方冷战的结束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相吻合。九十年代，全球化的进程突然加速，自由民主，普世人权，市场经济等西方主流价值观汇聚成一股强劲的西风吹向世界的各个角落。调控，柔性，透明，流动，参与，多元，责任，治理等概念应运而生，成为这个时代特有的语汇。而潜在于这些语汇后面的是表达某些新思维的冲动。协同治理概念正是全球化新思维星空中一个耀眼的星座。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英美国家出版的几本著作将“协同治理”的概念引入知识界、理论界和经济界的学术争鸣之后，讨论治理问题在欧美蔚然成风。4 　　虽然协同治理的思想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但它与西方的现代性理论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究竟什么是最好的政权形式？霍布斯，卢梭看重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提出社会契约的思想；孟德斯鸠更重视行使权力的方式，提出三权分立的学说；圣#8226;西蒙 　　5 　　则认为权力应该掌握在科学家、工程师和行政官员的手中，“用对事物的管理代替对人的统治”，开辟了现当代专家（技术官僚）治国的路径。与上述各家思想相比，协同治理同样追求人类社会和自然资源的最佳管理体系。从协同治理的角度看，决策权不应为某个人或某个团体所霸占，而应当属于所有社会活动的参与者，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合作的领域可以是一个企业，一个组织，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公共问题。因此，协同治理的空间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广阔的活动场所，它要求所有的参与者都按既定规则办事，使每个人的行为高度透明，具有可预见性。以上几点正体现了民主的一般精神。 　　3．可持续发展概念 　　全球化的进程使地球变成一个生产、交换和消费系统。人类社会面临众多严峻的挑战：自然资源被过分开掘和破坏，污染加剧，城市扩张，纳入全球化进程的地区与被边缘化的地区差距越拉越大，任何一个地方问题都带有全球性的特点；任何局部战争在一定意义上都是世界战争……。地球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作为一个整体来治理。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提出。6 　　它关注的主要问题：一是经济现代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创造大量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也使地球的生态系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二是经济发展不能无视子孙后代，他们将从我们手里继承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另一个说法是“具人性的发展”。但是，正如克利斯多夫#8226;埃贝哈尔（Christoph 　　Eberhard）质问的那样：“为什么有这种对发展定性的需要？莫非是使它变得缓和，变得更容易被接受吗？这一定性本身不就已经暗示了发展可能具有一种不可持续、非人道的本质吗？世界的不同社会历经几千年的沿革，都懂得适应各自的环境条件，都证明了它们的创造性和持久性。人们是在投身于现代发展之后才愈来愈无可挽回地消耗地球的资源（希瓦[Shiva]语，1997），不仅是自然资源，还有人文资源。”7 　　埃德加#8226;莫兰（Edgar Morin）更尖锐地指出：“‘可持续’或‘可行性发展’的说法虽然可以减缓或削弱这一破坏进程，但却不能改变其摧毁性的结局。”8 　　皮埃尔#8226;卡蓝默则提醒说：“我们所看到的两个世纪以来西方世界的物质发展是以从生物圈中有限的、难以再生的资源中大量获取原材料和能源为代价，为世界人口中的少数人服务。”9 　　有鉴于此，可持续发展涉及人类社会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