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平险——论国的财政风险的法律控制.docVIP

以法平险——论中国的财政风险的法律控制 【摘要】随着 中国　经济 的日益 发展 ，同时发展速度的相对放缓，中国的财政愈来愈受到了国内和国际的广大的学者专家的重视。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中国的财政的风险 问题 。　 　　　对于中国存在财政风险这一命题，基本来说，没有人有异议。但是，对于财政风险的可控制性和控制的方式，争议颇多，笔者拟从自己的认识角度对此进行一定的阐述，尤以财政风险的 法律 控制为主。　 　　　 　　【关键词】财政安全 隐性债务 财政结构 法律控制 　　【正文】 　　财政安全 　　怎么样的财政才是合理的安全的财政呢？　 　　　　第二、“三位一体”的银行、 企业 、政府债务　 　　　　在中国，所有的隐性财政风险中， 金融 业所占的比重最大，问题也最严重。1999年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有1．4万亿，按70％的损失率来算，大概会损失1万亿。这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企业方面的或有债务，同样可能成为政府的隐性债务。1998年有关部门（银行、国有资产管理局等）的抽样调查，曾得出当时国有企业“三分之一不亏或赢利、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潜亏”的基本判断，这说明国有企业潜亏的问题不可忽视，财政在经济动态发展中可能或多或少要为之承担一定的责任。 　　　　在养老金这一块，由国家体改部门与国外保险机构联合进行的一项课题 研究 估测，近年我国养老金隐性债务累积规模，即使是按相关因素的中值来 计算 ，也要高达37000亿元人民币左右。当然，这是一种或有债务，并非马上产生偿债压力，但其间社保体制因素变动的效应，可能是难以全面估测的。　 　　　　中国财政的局部的、地区性的危机，也就是所谓的财政危机结构性问题。事实上，由于税制改革不到位，中国很多地方尤其是乡这一层次的财政的确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我们知道，在乡镇的财政收入中，有一半是用于民办教师的工资，这是一种很基本的财政支出。而这种很基本的财政支出，我们的中央财政没有承担起来。我国财政体制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事权与财权不清的缺陷，中央财政很多该做的事没有做，而很多不该做的事又在大包大揽。中央大包大揽，很多事情又是’我请客，你掏钱’，让地方政府掏腰包，这样就进一步加重了地方财政的危机。　 　　　　在 农村 税费改革前，乡镇就存在着财政收支缺口。据有关材料显示，在我国3000多个县市中，财政长期呈现赤字的县市已超过50％，全国1080个县发不出工资来，约有50％～60％的乡（镇）入不敷出。而且赤字时间长，乡镇财政收支缺口大多有七、八年的 历史 了，严重的地区已经超过了十年。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原先纳入乡镇财政预算和村级财务开支的税费项目，如乡统筹、 教育 集资、屠宰税等，乡镇可用财力一下子变得更加捉襟见肘了。为了解决乡村财政支付危机，中央和省级财政加大了转移支付的力度。2001年中央财政对试点地区的转移支付总额为100亿元，2002年为200亿。但是面对庞大的财政硬缺口，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也是杯水车薪。 　　　　我国农村合作基金会的破产清偿，使地方财政风险成倍地扩大。1999年，中央宣布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限期清盘、清偿。这个曾经在我国广阔农村地区发挥作用的金融机构从此寿终正寝，同时也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巨额的债务。如广东省政府为了清偿全省886家农村合作基金会的股金，向中央借款71．13亿元，各级政府自筹资金20．9亿元，对个人合法股金进行一次性全额兑付。对政府财政来说，这些债务是出于 社会 稳定的压力，不得不承担的。 　　这些政府的非正式债务离真正的债务还有一定距离。而且有些或有债务，前几年可能是或有债务，但近几年还了，就没有事了。但当把这些都加起来，政府的财政风险还是相当大的。　 　　法律 控制 　　从根本上说，财政风险的释放，要依靠我国 经济 的渐进成长，但这样的逻辑不能倒过来说，不能指望无限的财政扩张可以支撑较好的经济成长数字，然后梦想此数字可以掩盖先前的财政扩张。舒缓财政风险已成为当务之急，就 目前 的观点来看，主要是从这样的几个方面进行所谓的财政减压：大力 发展 非国有 企业 、推动国有部门改革、降低银行偿债、完善转移体制、尝试地方举债、控制收入总量、优化支出结构、降低名义税率、免除农业税费。　 　　以上所说的主要侧重于政策上的讲义。从法律的角度来讲，笔者认为中间机关应当有如下的作为。　 　　笔者认为，应当对财政法、预算法、税法进行必要的调整。　 　　首先，对财政收支——预算法的修订并以法律的形式进行下去。目前的主要 内容 是对收入总量的控制和支出项目的内容的更正。尽管财政税收的增长得力于加强征管，但一只手多收税压抑私人部门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另一只手扩张公共投资，无疑增加了投资风险。此外，在好的项目储备基本耗尽，财政帐面资金相对充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