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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矛盾”下防控金融风险的三大权衡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基于这一新论断，反映到我国金融领域，表征地是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不平衡不充分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不平衡不充分，主要体现为金融脱实向虚、金融杠杆率高、影子银行规模大、金融套利多、监管不到位甚至缺位等风险隐患。因此，未来较长时期内我国都将坚持“防风险、抑泡沫、去杠杆”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主基调，这一过程中，如何权衡好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金融开放之间的关系，无疑将考验监管者的智慧。 下载论文网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 　　不平衡不充分 　　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然而，透过我国金融杠杆率、房地产价格和影子银行的变化可知，近几年我国金融并未完全成为实体经济的“血脉”，也没能尽到服务实体经济的“天职”。 　　一方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无论是全社会杠杆率，还是分部门（居民、非金融企业、金融机构、政府部门）的杠杆率，都处于上升阶段。2016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为247%，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165%，高于国际警戒线；我国居民杠杆率为%，是危机前一年（2007年）的倍，较2015年大幅上升个百分点。 　　居民快速加杠杆背后对应的是狂热的房地产市场，在削弱居民未来的风险承受能力的同时，也将制约我国城镇化进程。而不断攀升的房价还加剧了房地产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脱节，进一步扭曲了经济正常的运行轨迹。数据显示，过去12年间，我国房地产市值增加了倍，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仅增加了倍；以商品房销售额（累计值）与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值）的比值作为房价表征来看，2016年底为7500元/平方米，分别为5年前、10年前和15年前的倍、倍和倍。 　　另一方面，从规模上看，过去七八年时间里，我国影子银行可谓从无到有，经历了爆发式的增长。简单以银行理财资金余额来看影子银行膨胀速度，2008年其规模尚不足1万亿元，占M2比重不到1%；到2016年年底，银行理财资金余额已接近30万亿元，扩张了30倍，占M2比重达20%，比同期贷款增速高约20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理财之外的其他创新性影子银行业务，我国影子银行体系真实的膨胀速度还会更快。美国金融危机表明，影子银行风险往往具有复杂性、隐蔽性、脆弱性、突发性和传染性，容易诱发系统性风险，因此影子银行一度被形象地比喻为“在刀尖上跳舞”。 　　金融体制改革的不平衡不充分 　　金融体制改革一直以来是我国金融工作的重点，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我国金融体制仍有诸多亟待完善之处。 　　其一，2015年6月12日至7月8日17个交易日内，上证综指急速下跌超过30%，一度出现了“千股跌停”“千股停牌”甚至“千股日内涨停变跌停”。这轮股市动荡充分显现了我国金融体系脆弱性的一面。例如，对于“罪魁祸首”的场外配资等加杠杆行为，如果事前监管到位，暴涨暴跌应该可以大概率避免的；再如，当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救市”举措，最后总体上虽达到了托底、维稳的效果，但一些举措事后看来其实并非良策，也说明了监管协调机制尚存不足。 　　其二，2016年全年人民币贬值幅度高达%并逼近“破七”，同时我国外汇储备余额由近4万亿美元的峰值缩水了25%，并一度跌破3万亿美元关口。显然，2016年这轮资本外流压力和人民币汇率贬值，表明我国汇率市场化程度还有很大提升空间，监管者预期管理也有待加强，以及我国金融开放程度还不足以抵御主要经济体政策外溢效应和其他外部冲击。 　　其三，2016年第四季度以来，我国债市事实上进入了熊市。今年3月份之后“一行三会”密集出台的一系列监管措施，比如银监会的“三套利”“四不当”“十风险”等自查措施以及央行牵头制定的资产管理行业统一监管标准，这些监管政策所针对的金融乱象，包括理财业务多层嵌套、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刚性兑付、同业负债加杠杆、监管套利、部分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不健全、部分互联网企业的庞氏骗局和非法集资等，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此前的市场监管并不到位甚至缺位，这是后来加强监管后引起市场波动的主要原因。 　　“新矛盾”下防控 　　金融风险的关系权衡 　　?w结起来，上述我国金融领域的两大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恰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刊文所指出的：由于“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和逆周期调控能力、金融企业治理和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不足以及监管体制机制缺陷”，当前我国面临着“宏观层面的金融高杠杆率和流动性风险、微观层面的金融机构信用风险、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的影子银行和违法犯罪风险”等金融风险。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第五次全国金融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