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与币需求的金融路径分析.docVIP

中国经济转型与货币需求的金融路径分析 做出合理和可靠的解释。但是，局部调整模型关于模型滞后结构的限制受到了一些质疑，对此，一些学者试图通过加入理性预期假定，建立全面的滞后分布模型来改进局部调整模型。但是，由于这些模型比较复杂，而且缺乏较好的理论解释，在政策分析中较少使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学者们开始尝试将长期关系加入到短期货币需求模型中，Hendry(1980)建立了英国货币需求模型： 　　 　　(1)式中，项代表货币和其对应收入间的长期偏差，所以该模型被称为误差修正模型(ECM)，协整理论为ECM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此后，ECM在货币需求模型的构建中得到了普遍的应用，Baba，Hendry and Starr(1992)估计了美国货币需求函数，Hendry and Ericsson(1991)估计了英国货币需求函数，Yoshida(1990)估计了日本货币需求函数，Bardsen(1992)估计了挪威货币需求函数，Hidegart(1992)估计了阿根廷货币需求函数，Choi and Oh(2003)估计了香港货币需求函数等。 　　在对中国经验的研究中，Hafer and Kutan(1994)用ECM检验了中国1952—1988年的货币需求函数，证明货币需求与实际国民收入、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以及预期通货膨胀率存在协整关系。汪红驹(2002)用ECM对中国1978—2000年的年度数据进行了估计，结果说明实际余额与实际GDP、预期通货膨胀率和一年期存款利率存在协整关系，实际余额与实际GDP和一年期存款利率存在协整关系。王少平和李子奈(2004)运用协整、弱外生和短期因果关系检验对我国货币需求的长期稳定性进行了研究，认为我国货币需求的长期稳定性依赖于时间趋势，我国货币需求和利率是关于协整向量的弱外生变量。这些研究基本肯定了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的存在。 　　在有关中国货币需求模型的研究中，秦朵(Qin，1994)根据1952—1991年的年度数据建立的中国货币需求模型得出中国货币的基本交易弹性未发生显著变动的结论。之后，秦朵(1997)进一步使用“从一般到特殊”的动态建模方法建立了包含制度因素的货币需求模型；王曦(2001)通过在货币需求模型中引入价格自由化进程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两个变量，对中国1978—1999年间的货币需求和货币流通速度进行了研究；何新华等(2005)建立了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China_QEM)中的狭义货币和准货币(－)行为方程；Girardin(1996)研究了中国长期货币需求关系；易纲(1996)建立的货币需求模型考察了货币银行领域所发生的制度变迁过程，将货币化进程引入货币需求函数，加强了货币需求模型的解释力度；蒋瑛琨等(2005)利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估计了两个阶段(1978—1993年和1994—2004年)的中国静态和动态货币需求函数；伍戈(2009)使用“从一般到特殊”的动态建模方法对1994—2008年间中国的货币需求与资产替代进行了研究，具体考察了广义货币需求()与物价、产出、利率、汇率以及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　 　　在上述这些研究中，我们注意到仅有秦朵(1997)、Girardin(1996)、王曦(2001)、蒋瑛琨等(2005)少数几篇文章在模型中使用了制度变量，而其余的研究均未考虑制度因素对货币需求的影响。通过转型历程回顾和文献考察，我国经济中非市场均衡的制度因素大致源于单一的中央计划体制与计划和市场并存的转轨体制两个方面。从货币需求的角度看，由这两个方面可能引出的制度因素有：(1)由计划控制造成的抑制性投机需求；(2)由计划体制软约束造成的过度资金需求；(3)由改革引起的制度变迁(主要包括经济制度和结构变化两方面因素)对货币的超常需求，包括易纲(1995，1996)提出的所谓货币化过程和后来以金融中介市场化、金融市场自由化为特征的金融创新阶段。在传统的货币需求模型中，因素(1)涉及的投机需求(即持币的机会成本)可用利率变量来衡量，而这种需求在我国的受抑制状况可能反映为利率变量在货币需求关系中缺乏解释力；因素(2)对于货币需求的变化可能造成非一般货币理论规定的变量所能解释的短期冲击，可采用广义货币政策中的总存贷比变化率来近似表示；因素(3)则是货币对于GDP的中期超量增长的另一种解释，该解释也需要在货币理论之外选择变量，易纲(1996)认为城市化和货币化进程高度相关，因此用城市人口比例来近似度量货币化进程，秦朵(1997)的做法是用国有制工业产出在工业总产出的比例来近似表示，Girardin(1996)引入了国有和非国有工业部门规模的差异来刻画制度的变迁，王曦(2001)除了用国有制工业产出在工业总产出的比例衡量非国有经济发展以外，还用非固定价格(非国家定价)零售的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