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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福利体系适度性的实证分析 　　一、引言 　　社会保障与福利是新时期我国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高培勇，2010)。为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所谓社会保障体系(或社会福利体系，以下统一称为社会福利体系)，一般是由社会保险(social insurance)、社会救助(social assistance)和社会福利(social welfare)三部分构成。①政府是一国或地区社会福利体系的缔造者、管理者和维护者，而社会保障与福利也构成了现代社会各国政府的一项核心职能。但是，尽管政府在社会福利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却并不等同于政府投入越多越好，而存在一个适度性的问题。一方面，政府参与度过高、投入过大，容易造成社会福利过度，北欧福利社会国家遭遇的高福利负面效应就是教训(徐滇庆等，1999；郑功成，2000；国际劳工局，2004)。另一方面，政府参与度过低、投入不足，容易造成社会福利不足和社会政策缺失，进而导致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调(徐月宾、张秀兰，2005)。 　　学术界对社会福利体系适度性做了大量理论探讨，形成以下两类观点：其一，窦玉沛(2001)、景天魁(2004)和王思斌(2009)等提出建立“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体系”(也被称为“中福利模式”)。其核心思想是发展社会福利体系应保持积极而谨慎的态度。其二，何平等(2009)提出建立“发展型社会福利体系”。其主要内容是既要逐步做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劳有所得”、“居有其屋”和“贫有所助”，但又要坚持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水平及各方面承受力相适应。虽然理论研究已较为深入，但可靠的经验证据却十分缺乏。本文通过对中国与OECD的社会福利体系进行国际比较，并选取美国等OECD七国和中国的数据作为样本开展实证分析，为科学评估我国社会福利体系的适度性提供了量化依据，也为后续开展更为深入的经验研究、加深对社会福利体系适度性问题的理论认识提供了基础。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了中国与OECD国家在社会福利支出和社会福利体制方面存在的差异；第三部分是实证方法说明和数据描述；第四部分从社会福利总支出、养老保险支出、健康福利支出、失业福利支出和收入维持支出等多个方面，对中国社会福利体系的适度性做了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主要结论及启示。 　　二、社会福利体系的国际比较 　　(一)福利支出比较 　　现阶段，我国的社会福利支出水平仍低于发达国家。由图1，考察人均社会福利总支出，北欧福利社会国家(瑞典)最高，2007年突破了9000美元；欧洲大陆国家(法国和德国)次之，在7000美元以上；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美国和英国)居中，不低于6000美元；东亚的日本和韩国较低，分别为5000美元和2000美元。相比之下，2007年我国的人均社会福利总支出仅为184美元。除了财力有限因而投入相对不足之外，主要是因为我国人口众多，社会福利支出被庞大的人口基数稀释了。由图2，考察社会福利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差距小一些。其中，北欧福利社会国家和欧洲大陆国家的社会福利总支出占比最高1992年之后维持在25％以上；美国、英国和日本次之，处于15％～20％之间；韩国较低，不到10％。而我国该比重尚未突破5％。 　　　 　　图1　1980－2007年中国和部分OECD国家的人均社会福利总支出 　　 　　图2　1980－2007年中国和OECD的社会福利总支出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OECD, Social Expenditure Database(SOCX)；历年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 　　(二)福利体制比较 　　1.缴费型社会福利 　　(1)养老保险。经过长期发展与完善，二战后OECD国家(除美国等少数国家)建立了以现收现付制(Pay-As-You-Go)为主的养老保险体系。进入20世纪70年代，受滞胀和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影响，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体系承受的资金压力不断加重。这促使OECD国家对原有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局部改革和全面改革。局部改革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持续到20世纪末。主要举措为调整原有养老保险体制的核心参数(退休年龄、缴费率以及替代率等)，因此常被称为“参数改革”或结构性改革。上述改革未能从根本上缓解OECD国家养老保险的资金压力，主要原因是其过于关注短期资金平衡。全面改革从20世纪末至今，主要特点是同时推行多项改革措施(建立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维持养老基金可持续性以及激励延期退休等)，因此也被称为综合性改革。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与OECD国家基本一致，也是从单一体制逐渐向多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