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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政府与公益组织互动中的制度障碍与完善 　　　　一、我国当前政府与公益组织互动中的制度障碍 　　政府的制度安排是公益组织发展成熟，能力提高，以能够与政府达到良性互动合作状态的基础前提。在我国“强政府，弱社会”社会格局中，公益组织生存和发展困难，社会自治能力弱，能力无法发挥，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国政府制度安排没有“归位”主要体现: 　　( 一) 政府“主导”社会的传统管控思维 　　这种管理思维直接就反映在我国目前即将改革的民间组织的产生方式和管理体制上即“党政主导、双重管理、强化控制”，以限制和控制为政策取向的社会管理模式中。“政府主导”一切的管理模式固化和加重了我国政府管理社会的定势思维，这导致政府和政府官员理所当然视社会管理为政府的职责，社会组织和民众只是政府政策接受的受众、动员的对象。 　　( 二) 民间公益组织获得“身份证”的高门槛 　　公益组织获得合法的身份证是其得以生存和成长是其对政府协同作用的前提。而目前，我国众多的公益组织，尤其是民办公益组织面临“灰色地带”制度性困境。由于无法找到主管单位，无法获得合法的身份证，而只能采取“迂回战术”通过采用成为非营利企业，以此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由于现行制度的限制，这些组织很难享受各种优惠政策，同时面临着法律和政策上的困惑。 　　( 三) 政策法规体系供给不充分且合理性待商榷 　　虽然我国政府关于公益组织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不少，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关于公益组织立法数量仍然相对偏少，目前，还缺乏一部综合具有权威性的《公益法》、专门针对慈善事业、环保事业、公益诉讼等法律也都十分欠缺。其次，已有的法律法规调整相对滞后。现行有效的关于公益组织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有些关于民间组织或公益组织的准入、监管、评估、税收等法律法规已经不适应实际需要，亟需废止或者重新修订。再者，衔接配套不够。 　　以税收激励法规为例。我国目前慈善捐赠税收激励法律法规在执行时，缺乏统一的可执行法律依据，税收激励的内容比较混乱，且缺乏统一支持的法律政策体系，致使慈善捐赠者无法享受到统一的、一致的税收激励。 　　( 四) 监管机制缺失，综合监管体制尚未建立 　　在市场经济发达，非政府组织遍布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当今社会，各国政府对社会组织采取的多是监管和扶持相结合的政策。在我国，“管控”导向政策措施仍然居政策导向的主导地位。但是政策法规的偏移并没有导致令人乐观的效果，相反，近年来，网络上关于公益组织的非法行为的报道不绝于耳，这无疑证明我国对公益组织的监控体系和机制安排上存在众多的漏洞，综合多方监管体制必然的建立成为大势所趋。 　　二、完善政府制度安排，促进政府与公益组织良性互动 　　彼得． 斯拉茨强调指出，为中介组织的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是政府、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商业机构和公民的共同责任。①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环境包括明晰的法律框架、有利的税收待遇、均衡的调节系统、用于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有效治理和运作的规范和足够的资源。② 　　 　　( 一) 改革传统管理理念，明确合作伙伴关系 　　1． 政府权力让位，职能归位，树立“有限政府”的理念 　　奥斯本在《改革政府》中指出: “政府要在公共管理中扮演催化剂和促进者的角色”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政府应该“掌好舵”，在整个社会的公共服务供给中担当起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安排者，应该担当非政府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竞争机制的安排者和监督者。在我国，政府在公益组织和公益事业发展过程中，肯定要起主导作用，我国的政府是强势的政府，社会公益组织必须依靠政府才能参与和发展公益事业，但是政府需要明确其职能定位，切实转变职能，有所为有所不为，培育社会自治能力。 　　2． 政府要明确双方的合作伙伴关系 　　在社会公益供给中政府与慈善公益组织之间具有互补性和自身的优势，双方对于公益事业发展都是不可缺少。政府和公益组织应该是一种“伙伴关系”，政府和公益组织都应该在自身的权限和职能使命范围内作为，政府在保证基本社会公共物品供给之后，应充分明确自身的职能范围，给予民间组织更多得活动空间。可以借鉴英国、加拿大等政府在与社会组织的互动方式，探讨政府与公益组织之间互动要确立一些基本准则，并将这些准则以协议以具有约束力的形式固定下来，以达到对双方的制约。笔者建议，可以先行试点政府与某些影响力较大的公益组织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签订合作协议，政府放开对这部分组织的严重行政化干预，加强制度和政策支持的同时加强监督和宏观的指导。 　　( 二) “松绑”公益组织，建立专门针对公益组织的分类管理体制 　　首先，改革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松绑”公益组织。我国的民间组织管理体制表现出强烈的限制和控制特征，从而使我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壮大遭遇严重的体制性困境。③政府仍是二元对立和单向思维的“零和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