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反思.pdf

6853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反思 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反思 面对西方精神文化的挑战和某些传教士直至黑格尔 （Hegel ） 以来 西方学界视儒学为一般世俗伦理的误导，当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 人 物，无不重视儒学内部所蕴涵的宗教精神的开掘。从一定意义上 说， 20世纪儒学的一个重要的面相是通过讨论儒学的宗教性问题， 一方面 与西方精神资源相沟通并对话，另一方面由此而深化对于先 秦、宋明 儒学等五经传统、四书传统的认识。扬弃清世汉学，经受 五四洗汰之 后，始有当代新儒家重新省视东亚精神文明及其价值内 核。儒学是一 种特殊的人生智慧，是生命的学问。儒学是否是宗教 或是否具有宗教 性的问题，不仅涉及到对 “宗教”的界定和对宗教 的价值评价，而且 涉及到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界定与评价。只有 超越 “绝对他者”的 一元神宗教的界定方式，只有超越排斥性的、 二分法的寡头人文主义 的 “启蒙心态”，才能真正理解 “儒学是什 么”、 “儒家的特质是什 么”和 “儒学精髓与精义是什么”的问 题。对于儒家道德所具有的宗 教性功能的讨论，只是这场讨论的浮 面的前奏，真正有意思的是关于 儒家道德实践、儒家安身立命之道 背后之超越理据的发掘和发挥。因 此，围绕此一问题而展开的 “性 与天道”、 “天人合一”、 “超越内 在”、 “两行之理”、 “自我 转化”等方面的讨论，成为当代儒学的中心与重心。本文拟通过对唐 君毅、牟宗三、杜维明、刘述先四人关于道德宗教意蕴的研究，展示 当代新儒家这一方面的重大贡献，及其给下一世纪中国精神之继承与 创新的多重启示。 一 概述 本世纪曾不断发生过儒学究竟是不是哲学或是不是宗教的怀疑与 争论，原因盖在于人们往往以西方思辨哲学或一元宗教作为唯一参 照 来评释东方儒家思想。世纪初，唯科学主义盛行， “宗教”在中 国近乎成了贬词，与 “迷信”打上等号。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 胡适 以进化论、生存竞争学说的信仰代宗教；章太炎、梁启超、王 国维重 佛法而不忍以佛法与宗教等量齐观；欧阳竟无亦说 “佛法非 哲学非宗 教”。唯有处在广州、香港中西文化接触地带的康南海、 陈焕章师徒， 面对基督教势力的扩张，欲化儒家为儒教 （孔教）， 但他们有太强的政治功利心，且对宗教的精神价值并无深层理解。 我国知识精英出于救亡图存、求富求强的心结，几几乎全都接受 了近代西方的启蒙理性，并使之变成20世纪中国的强势意识形态。这 就包括了对宗教的贬斥，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科学至上，乃至以平 面 化的科学、民主的尺度去衡量前现代文明中无比丰富的宗教、神 话、 艺术、哲学、民俗等等。其解释学框架是单线进化论，如孔德 （A.Comte） 的 “神学——形上学——科学”的三段论，特别是已成 为我们几代人 心灵积习的 “进步——落后”的二分法。其 “成见” “前识”正是以 “排斥性”为特征的（排斥宗教、自然等）寡头的 人文主义。 当代新儒家的第一代人物梁漱溟、熊十力等，虽承认宗教，特别 是佛法有较高价值，但也受到强势科学主义氛围的影响。故梁氏一 面 认为佛法能满足宗教的两个条件——神秘与超绝，是真宗教，另 一方 面又认为宗教是未来人类的人生路向，当今却应力加排斥。梁 氏肯定 西方科学与宗教有不解之缘，着力讨论中国文化何以没有产 生科学与 民主的原因。熊氏则力辩儒学不是宗教，严格划清儒学与 宗教、儒学 与佛学的界限，批评佛教反科学，强调儒学中包含有科 学、民主等等。 盖因为他们面对的、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西学最有 价值的是科学、民 主，中国文化或儒学中却没有。[1] 当代新儒家 的第二代人物唐君毅、 牟宗三等，亦只是在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 初才开始肯定宗教的价值。 [2] 移居香港后，他们进一步认识到西 文文化中最有底蕴和深意的不是别的，恰恰是宗教。同时，在西方宗 教意识与宗教价值的启发下，基于与西方文化抗衡与护持中国文化精 神的心结，开始以新的视域认 识、掘发、诠解儒家、儒学中所蕴含 的宗教精神。以1958年元旦唐君 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四先 生《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3] 为 代表，标志新儒家已有成型的一 整套关于儒学宗教性的看法。他们认 为，中国没有象西方那种制度 的宗教教会与宗教战争和政教分离，中 国民族的宗教性的超越感情 及宗教精神，与它所重视的伦理道德，乃 至政治，是合一而不可分 的。 “天”的观念在古代指有人格的上帝， 古人对天的宗教信仰贯 注于后来思想家关于人的思想中，成为天人合 德、天人合一、天人 不二、天人同体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