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科举应试对象述论高福顺内容摘要科举应试对象是辽朝科举.DOC

　　辽朝科举应试对象述论 　　高福顺 　　内容摘要：科举应试对象是辽朝科举制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辽朝获得燕云地区后，实行“因俗而治”的基本国策，率先在南京汉族聚居区实施科举取士制度，应试对象的范围也仅针对汉族、渤海族士人。兴宗重熙年间，随着科举考试影响力的扩大，应试对象扩展到北方游牧民族士人。 　　关键词：科举制度 应试对象 地理分布 　　辽朝科举制度肇始于辽太宗获得燕云地区以后，最初的应试地区限于南京（今北京市）。从目前所耙梳到的史料看，太宗会同元年至景宗保宁八年（938～976年）间的及第进士只有室昉[1]、宋琪[2]、常遵化[3]等；景宗保宁八年至圣宗统和六年（976～988年）间及第者有南京易州的魏璟、魏上达、魏元贞等[4]。上述登科者都是汉族士人。另外，北宋使者路振于圣宗统和二十六年（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出使辽朝后亦曰：辽朝“岁开贡举，以登汉民之俊秀者”[5]，这进一步说明辽朝初期科举应试的对象仅针对汉族士人。 　　随着辽朝科举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应试对象的范围也开始扩大，不仅针对汉族士人，也适用于汉化较深的渤海族士人。如东京率宾县人大公鼎，“幼庄愿，长而好学。成雍十年，登进士第，调沈州观察判官改良乡令，省徭役，务农桑，建孔子庙学，部民服化。累迁兴国军节度副使。”[6]《契丹国志》亦载：“是夜（天庆六年春正月朔夜），有户部使大公鼎，本渤海人，登进士第，颇刚明，闻乱作，权行留守事，与副（留）守高清臣集诸营奚、汉兵千余人，次日搜索元作乱渤海人，得数十人，并斩首，即抚安民。”[7]辽东铁州人杨朴，“本渤海大族，登进士第，累官校书郎。”[8]高桢，辽阳渤海人，“五世祖牟翰仕辽，宫至太师，桢少好学，尝业进士。”[9]可见，在辽朝，渤海族士人与汉族士人一样，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这说明辽朝制定的“一依汉法”也适用于渤海族。 　　不过，对于契丹族士人以及辽朝北方的其它游牧部族士人来说，“一依汉法”却不适用。辽朝统治者从科举创立伊始，便禁止契丹族士人以及辽朝北方的其它游牧部族士人参加科举考试，这从耶律蒲鲁事件之前契丹族士人以及其它游牧部族士人无一人进士及第的记录就可以大致判断出来。但随着契丹社会经济的发展，契丹族与汉族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再加之契丹族士人与汉族士人的相互杂居，契丹族和北方其它游牧部族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越加剧烈，儒家文化渐趋成为他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契丹族的某些士人开始冲破辽朝禁止契丹族士人策试进士的限制，私自参加被汉族士人引以为豪的科举考试。如横帐季父房的耶律蒲鲁，“幼聪悟好学，甫七岁，能诵契丹大字。习汉文，未十年，博通经籍。重熙中，举进士第。”[10]对耶律蒲鲁的行为，当时的契丹统治者并没有默许或变通，仍坚持了禁止契丹族士人参加科举考试的规定。因而在耶律蒲鲁进士及第后，知贡举以“以国制无契丹试进士之条，闻于上，以庶箴擅令子就科目，鞭之二百。”[11]耶律庶箴因私自令子参加科举考试，违背了辽朝“国制无契丹试进士”之律令，受到了当朝统治者辽兴宗的严厉处罚，鞭之二百。 　　辽朝之所以对契丹族士人以及辽朝的其它游牧部族士人采取与汉族和渤海族士人截然不同的政策，与“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因俗而治”的基本国策息息相关。众所周知，辽朝以武立国，虽然从建国伊始便开始“尊孔崇儒”，但始终强调尚武骑射精神。如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善汉语，谓坤曰：‘吾解汉语，历口不敢言，惧部人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12]可见，太祖担心契丹族兵士“崇文弃武”，连汉语都不敢说，目的就是需要契丹族维持本民族固有的尚武精神。在尚武骑射方面，辽朝历代皇帝都是杰出的榜样，如世宗耶律阮，“仪观丰伟，内宽外严，善骑射，乐施予，人望归之。”[13]景宗耶律贤能“与诸王大臣较射。”[14]圣宗耶律隆绪“既长，精射法，晓音律，好绘画。”[15]兴宗耶律宗真“幼而聪明，长而魁伟，龙颜日角，豁达大度。善骑射，好儒术，通音律。”[16]辽朝皇帝既然如此，作为人臣者更应当加强维持契丹族固有的尚武骑射精神。如前文提及的耶律蒲鲁受到惩戒一事就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辽兴宗之所以要给予耶律蒲鲁以严厉的处罚，主要是认为耶律蒲鲁“文才如此，必不能武事。”[17]在辽兴宗看来，契丹人一旦过于崇文，那么尚武就可能弃之，武备就会松驰，从而削弱契丹人的战斗力，国家的安全就很难得以保障。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契丹族士人始终保持尚武骑射的传统。许多契丹族士人即便习儒诵经，也不忘记尚武骑射，如耶律蒲鲁，“会从猎，三矢中三兔”。五院部人耶律八哥，“幼聪慧，书一览辄成诵……会宋将曹彬、米信侵燕，八哥以扈从有功，擢上京留守。”[18]于越耶律洼之后耶律乌不吕，“严重，有膂力，善属文。统和中伐宋，屡任以军事。”[19]北府宰相兀里之孙耶律题子，“善射，工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