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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民族主义”论纲 “今中国人所自以为中国者，岂徒谓禹域之山川、羲、轩之遗胄哉，岂非以中国 有数千年之文明教化，有无量数之圣哲精英，孕之育之，可歌可泣，可乐可观，此乃 中国之魂，而令人缠绵爱慕于中国者哉。有此缠绵爱慕之心，而后与中国结不解之 缘，而后与中国死生存亡焉。” ——康有为，《孔教会序》，一九一二年。 一、引论 思索的缘起 我是与中国的改革事业一道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关心国家大事”是我们个人生 活中的头等大事。我对政治和文化的关注始于 “”事件。这一事件深刻影响了所有的 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此之前，我是一个头脑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者，相信 “经 济基础决定一切”这一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那一事件使我意识到，至少在短期 内，文化和政治是一种独立于经济的、对社会进程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力量。自此，韦 伯和葛兰西的思想开始引起我的注意。我相信政治和文化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深刻而 持久的影响。 伴随着90年代初期的 “传统文化热”，我开始比较系统地阅读儒家经典。1994年 《战略与管理》杂志社发起了民族主义讨论。与此同时，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国际 上的中国威胁论并起。这一切促使我思考文化、民族与国家的关系。1993年亨廷顿发 表了《文明的冲突》，并引发了一场全球性争论。这场讨论使我把关注的视野扩展到 国际领域，开始关注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关系，以及民族文化与全球化的关系。90年代 末期进行的两项立足于本土的实证研究，强化了我对民族文化的信念。对的研究使我 认识到传统因素的顽强生命力。[1]对亚信公司的研究使我看到了中华文化对现代经 济发展的积极贡献，从而加深了对 “儒家资本主义理论”的理解。[2] “9.11”事件以后，我在华盛顿做访问研究。弥漫美国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气氛， 促使我更加关注文化与全球经济和全球政治的关系。在这种氛围中，我重新阅读了亨 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受益匪浅。这一年也使我有机会对美国的 宗教进行了近切地观察，看到了宗教对美国社会无所不在的影响。于是，我回过头来 阅读中国宗教史，特别是康有为等人的一系列著述。在异国他乡的这些阅读和思考， 加深了我对新儒家和康有为的理解。 2002年的中国春节，我决定把这些年来的思考付诸笔端。2002年4月确定初稿。 但是，对于是否公开发表我始终犹豫不决，不是对自己的观点缺乏自信，而是对这篇 文章的社会效果把握不好。金秋十月，有了一段平静的时间，我得以重新阅读草稿， 进行修订，并决定把修改稿公开发表，以求教于世人。 基本观点 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民族与国家是不可分离的。民族、文化、国家的 “三位一 体”是现代化的产物。文化是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基础。没有统一的文化就没有统一的 民族和国家。反之，没有独立的国家也很难有完整的文化。 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竞争日趋激烈。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现代化的成功并不意 味着民族文化的丧失，而是为民族文化的复兴创造了条件。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在 全球化时代，文化构成了民族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一。文化是支持民族国 家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 “社会资本”。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文化也是民族国家 成功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政治结盟的基础。文化或文明正在成为支配国际政治 格局的基本力量之一。 21世纪初叶，中华民族站在了文化复兴的转折点。一方面，文化或文明成为主导 国际冲突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任何民族都不应轻视自己的文 化资源。另一方面，就国内形势而言，需要从传统文化汲取理想、价值和道德资源， 为民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目标、动力和凝聚力。同时，持续的经济发展为文化复兴奠 定了基础，提高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此外，中国人口众多，移民遍布全球，而且 中华文化气质独特、难于同化，也是支撑文化民族主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所以，此时此刻，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建设问题，通过文化重建强化民族凝聚 力，同时通过文化重建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建设以华人为基础的、超越国界的 “文化中国”，并借此提高中国的国家竞争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基础。也 就是说，21世纪的中国需要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 今日重提 “文化民族主义”，不是要建立一种束之高阁的关于传统文化的理论， 而是要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要发起一场广泛而持久的社会运动。通过继承传 统，博采众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继往开来，确立新时代中华民族的理想、价 值、道德。这是一场精英领导、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