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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衡》中的「柳诒徴」 文章载于臺灣《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35期（臺北：中國歷史學會，2004） 一、前言 近年来因为时代风气的转变，产生对于传统文化的大规模回溯，使得关于「学衡」的研究不 [1] [2] 然而，绝大多数的研究者仍不脱上一世纪 「保守/改革」二分的对比框架， 「新/旧」、「中 「保守/改革」仍然未被后设检讨是否适宜，《学衡》派仍被视作是「文化保守主义」之代表。多 [3] 《学衡》研究，系以留洋归国的吴宓、梅光迪、胡先骕为焦点， 因为他们三人与胡适等人 [4] 景相似，以之作为南北对立的焦点，这模拟较方有其切入点。 此一研究取向的重要意义，若以 [5] ─钱穆(即将进入北京大学教书) ──的眼光作为代言观察之角度，或可明其然，钱氏在《 ‧ 〈第十章 最近期之学术思想〉中语及「新文化运动」与 「东西文化争论」曰： 新文化运动，唱自胡适之、陈独秀，以文学革命为旗帜，以社会道德思想一般之改进为 之科学与民治为趋向标准，以实验主义的态度，为下手之方法。至于民八「五四」之学生运动 运动之趋势遂达于最高潮。自此以下，一般青年之误解新文化运动的意义，而转趋于堕落放纵 既日繁有徒，而新文化运动之自身，亦自改进社会文化思想道德方面，仍转入于政治之途。于是 进者，相率加入政治革命上实际之活动，而流于过激。……又当新文化运动进行方锐之际，对 文化思想道德，每不免为颇当之抨击，笃旧者以不能无反感。欧战以后，彼中之自讼其短者， 方以寄慨。由是而东、西文化之争论遂起。其最先发为有力的议论者，为梁启超之《欧游新影 有梁漱溟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皆于新文化运动有补偏救弊之意。然于西方化之科学、民治， 皆无所反对。其所谓东西文化者，亦不能有严正之区分。盖其言论之影响于时代思潮之进程者，舍 化运动补偏救弊之外，亦不能有若何积极的强有力之意味。同时稍后有《学衡杂志》，为美国 义」之介绍。有张君劢、丁文江等为科学与人生观之论战，虽各引依西说，仍不脱以前东西文化 义，特为其余波澜而已。[6] 钱氏以时人亲历之眼光，道出了「新文化运动」转变为 「东西文化论战」的背景曲折。当 相率「争引西说」，皆欲针砭近世之思想。值得注意的是，钱氏言及《学衡》特别指出其中「美 主义」的主张。可知钱氏已注意及当时学界西倾之现象。不过，他却认为 《学衡》影响作用不大， 「诸人曾有意介绍美人白璧德氏所提倡之新人文主义，亦以零篇短章，未为读者所注意也。」 者毋宁更为关注的是钱氏所另言的：「惟《学衡》派欲直接以西洋思想矫正西洋思想，与 [8] 说者又微不同耳。」 此正好合拍于〈学衡简章〉中对于西学方面的宗旨： 本杂志于西学则主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庶使吾国学子，潜心 并览，不致道听涂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9] 显然钱穆持论之重点乃着重于西学方面，于〈学衡简章〉中所力阐的「国学」方面之宗旨， [10] 如。 钱穆氏后来在1985年忆当年时，亦言曰：「民国二十年，余亦得进入北京大学史学系任 [11] 之大体意见与 《学衡》派较近。」 可知我们在理解钱氏所述之实录，取舍文句时，仍须对 象与学术源流有基本的认识。现阶段的《学衡》研究，实际上并未偏离当年的钱穆所言多少，仍然 环绕于《学衡》中的「西学」取向与立场，即上述钱穆所言的「争引西说」上。然钱语仍有其言聚 述中曾明言：「…而新文化运动之自身，亦自改进社会文化思想道德方面，仍转入于政治之途。于是 [12] 之激进者，相率加入政治革命上实际之活动，而流于过激。…」 可知钱氏以特定的政治时 [13]钱氏后辈，亦为时人的牟宗三也有类似看法，他以梁任公为例说： 梁任公是一代的风云人物。戊戌政变，以及与蔡松坡合力讨袁，都见他的风力，与风云中恢廓得 才气，然他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