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三.ppt

韩非子 韩非其人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 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 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shuì nán》十馀万言。 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 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评法批儒 评法批儒的主要观点：在奴隶制度过度到封建社会的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是代表落后的奴隶主阶级的，是保守落后的，是维护已经落后的奴隶社会的，而法家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是前进的，是变革的。西汉后期以后，随着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地主阶级日益走向保守和僵化，地主阶级中出现了代表大地主利益和中小地主等不同派别集团，法家往往成了代表下层地主利益坚持改革路线的代表。 《韩非子》其书 韩非的著作为后人所辑。《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或以为刘向《七录》）也说“《韩子》二十卷。”篇数、卷数皆与今本相符，可见今本并无残缺。自汉而后，《韩非子》版本渐多，其中陈奇猷（1917-2006）《韩非子集释》、梁启雄（1900-1965）《韩子浅解》多为今人所重。 法家的社会背景 西周封建社会遵循两条原则：“礼”和“刑”。礼是不成文法典，以褒贬来控制“君子”即贵族的行为。刑则只适用于“庶人”或“小人”即平民。此即《礼记》所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样做是可行的，因为小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比较简单。天子、诸侯和大夫都是以血亲或姻亲互相联系着，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处理，遵循的是他们不成文的“君子协定”。这就是说，他们是遵礼而行。 天子、诸侯高高在上，不直接与百姓打交道。具体的事情交给大夫们处理，每个大夫统治着自己领地内的百姓。大夫的领地通常都不大，人口也有限。所以贵族们统治他们的百姓，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个人为基础。于是采用刑罚，以保证百姓服从。由此可以看出，在先秦封建社会，人的关系，无论尊卑，都是靠个人影响和个人接触来维持的。 周朝的后几百年，封建制度逐步解体。君子和小人的社会区别不再是绝对的了。在孔子的时代，已经有一些贵族丧失土地和爵位，又有些平民，凭着才能和运气，成为社会上、政治上的显要人物。社会各阶级原有的固定性被打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侵略和征服，大国的领土越来越大。为了进行战争，这些国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高度集中的政府，其结果就是政府的机构和功能比以前复杂多了。 新的情况带来了新的问题，自孔子以来诸子百家共同努力解决的就是这些问题。可是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多半不够现实，不能实行。各国诸侯需要的不是所谓仁政的理想纲领，而是如何应付新情况的现实方法。当时有些人对现实的实际政治有深刻的理解，如果他们的建议行之有效，他们往往就成为诸侯相信的顾问，这样的顾问就是所谓的“法术之士”。 他们之所以称为法术之士，是因为他们提出了治理大国的法术。这些法术把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君一人之手。他们说这些法术就是愚人也能懂会用。照他们所说，国君根本不需要是圣人或超人，只要忠实地执行他们的法术，哪怕仅有中人之资也能治国，并且治得很好。还有些“法术之士”更进一步，将他们的法术理论化，作出理论的表述，于是构成了法家的思想。 由此可见，法家思想与法律、审判并无多大联系。用现代的术语说，法家所讲的是组织和领导的理论和方法，属于政治学、管理学的范畴。有谁若想组织民众，充当领袖，就会发现法家的理论与实践仍然很有教益，很有用处，但是有一条，就是他走的可能是极权主义的路线。 法家代表人物有：管仲、李悝（kuī）、商鞅、申不害、慎到、韩非等 评法批儒时期被硬拉入法家名单的人物有：荀子、王充、范缜、柳宗元、刘禹锡、刘知几、沈括、陈亮、李贽、王夫之、龚自珍、魏源、严复、章太炎 当时认定法家人物，依据的标准是：唯物主义、反对儒家 韩非：法家的集大成者 在韩非以前，法家已经有三派。一派以慎到为首，推崇“势”（权力威势）。另一派以申不害为首，强调“术”（政治手腕）。再一派以商鞅为首，最重视“法”（规章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