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的经学.PPTVIP

第十讲、隋唐五代的经学、史学与哲学 教学目标：隋唐五代的文化。 教学重点：隋唐五代的经学、史学与哲学。 教学难点：隋唐五代文化繁荣的原因。 教学时数：2课时。 一、经学 二、史学 三、宗教哲学 一、经学 作为解释儒家经典的专门学问的经学，在隋初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经学自身的南北分异，《隋书·儒林传》说：治经者“南人简要，得其英华，北人深芜，穷其枝叶”。从方法到内容都存在分歧，二是佛教和道教的冲击，虽然入隋后玄学影响小了，但佛道仍然威胁儒学的正统地位。所以，这个时期治经者的中心使命是使经学上的南学北学归向统一，尤其是重新树立儒学的核心地位。隋唐儒学家们完成了这两个任务，而且结束了汉代以来讲究名物训诂的“汉学”，开启了讲究义理思辨的“宋学”之先河。 一、经学1、王通的新经学 王通字仲淹，王通新经学特点是调和儒学与佛、道的矛盾，试图通过改进经学来振兴儒学，恢复儒学的统治地位。王通认为，儒、道、佛争斗的结果是三家受害，试图通过吸收佛道二教的可取之处，弥补儒学的不足，提出了“三教于是乎可一”的主张《中论·问易第五》。“三教可一”是以经学家的身份，站在儒学立场上提出的，“可一”不是“合一”，不是把佛、道合于儒学之中，而是三家并存；但在王通内心深处，以儒学为正统的观念是坚定不移的，所以他同时又提出了“ 明王道”的主张，即建立以先秦时期正统的儒学为基础的王道政治，恢复孔子之道。 一、经学2、孔颖达的《五经正义》 唐初诸经文本多有异处，对经文的理解分歧更大。于是唐太宗令经学大师孔颖达主持，对经书的经文进行统一整理。义是对诸师原文的解释，疏是对原注的解释，汉代以来经学家对诸师作过反复解释，有义也有疏。但章句繁杂，儒学多门。太宗令孔颖达整理的是：周易王弼注、尚书孔安国注。诗经毛传和郑笺、礼记郑注、左传杜注。各位中南北风格不一，孔颖达名义上不分南北，其实是以南学为主。孔颖达以“疏不破注”为原则，即以所选家的本子为标准，以原有注文进行解释，即使其它本子中有更好的注释也不用。这不是义气用事，而是把整理经文作为手段，把统一思想作为目的缘故。 与之同时，出于同样的目的，唐太宗还令颜师古专力考订经书原文。颜师古将“五经”的各种本子找到后，写成《五经定本》，颁行天下，解决了经书原文殊异的问题。唐末文宗开成二年（837）郑覃主持全面校订包括“五经”在内的十二经，纠正了颜师古的失误，刻成“开成石经”114块650252个字，立于太学。 隋唐经学的发展趋势是汉学向宋学过度。孔颖达“疏不破注”是传统的汉学风格，与这个趋势不协调；但他对注疏作阶段性清理和总结，为经学新阶段的到来做了准备。 一、经学3、啖、赵、陆的“《春秋》学” 到唐中叶传统的经学思想受到怀疑和挑战，呈现多元化趋势，各种“专门之学”开始进行新的探索。此时在经学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是江南地区的经学家啖助、赵匡和陆淳（质），他们以治春秋为主，被称为“《春秋》学派”。 《春秋》学派的主要特点是“舍传求经”。认为《春秋》原文没问题，错谬全是三传造成的；在三传都不合适时，便丢开三传自己解释。他们“舍传求经”自我发挥解释时有“明王道”为原则，有利于“道”的“无经之传”也可采用，太实用主义，太随意了。虽然如此，但此后治春秋都不再拘泥于三传，从而脱开了章句训沽的汉学路子，走上了义理思辨的路子 春秋三传 一、经学 4、韩愈、李翱与唐后期经学 唐后期经学的共同特征与中期相同，即不宗奉东汉以来经学家注疏，自己重新解释，通过自己解释经义来表达自己的主张。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是韩愈、李翱。韩愈经学思想的核心是“道统论”。“道”即儒家正统学说，“统”是这种学说的师承关系。韩愈认为“道”是先贤经典的本意，有深浅多层含义，从养生之道、规范道性等等。并发展了孟子的性三品说，讲究节欲，反对佛道异端，以恢复儒学的本来面目，这又表明重此亦有剔除佛道对儒学冲击的任务。 李翱，字习之，陇西（甘肃谓源）人，一说赵郡人。韩愈的学生，与韩愈合著《论语笔解》。与韩愈一样强调道统，同样以传道为已任。其个人主张为复性论，尤其是复性的方法即至诚正思。复性即恢复人的纯正本性。性得之于天，都是善的，情产生于后，有善有恶。排除恶情嗜欲的昏暗，回复至先天纯正的本性中去，就是复性。具体办法：不受恶的情欲的诱惑，即至诚；继而达到对不良欲望想也不想的程度，“思无邪”，即正思。 唐后期经学家中影响最大的是韩愈。他把一向不受重视却最能代表儒家精华的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专力抽出，与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成为儒家原始经典中的经典。李翱的影响在于，试图用至诚正思来恢复人的善性，发端了心性义理之学，也发端了后来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至此可以说，经过隋唐时期几代经学家的努力，已经给经学加进了一些新内容，完成了从汉学到宋学转变的准备，并且已经开了宋学的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