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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 第一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第1节 西潮冲击下的中国学术（1） 十九世纪末，传统中国迫于“救亡图存”的压力，步履蹒跚地走上了现代化之途。历经百年沧桑之后，中国社会至 今仍然走在现代化的途中。因此，诸如“现代化”、“现代性”、“现代主义”等命题对于关注本民族命运的现代中国 知识分子而言，始终是具有切身性的现实问题，而不仅仅是纯理论思考中的抽象范畴，更非可供把玩的时髦话题。 就笔者的视野所及，前北大校长蒋梦麟先生在其名著《西潮》中的一段回顾之言，最足表明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 “现代化”进程或“现代化”命题的切身之感：“半世纪以前（指19世纪末，——笔者按），这些轮船曾经把自来火、 时辰钟、洋油灯、玩具，以及其他实用和巧妙的外国货带到中国。我童年时在安宁的乡村里就曾经玩过这些洋货。我们 天真而不自觉地吸收这些新鲜的玩艺儿，实际上正是一次大转变的开端，这次转变使中国步上现代化之途，同时也经历 了相伴而生的苦难、扰攘、危险，以及旧中国恬静生活的迅速消失。”（1）不难看到，蒋先生对中国社会之“现代化” 进程的体认，一方面交织着其童年记忆，另一面也融合着其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感和人文忧思。通过他的表述， 我们可以相当感性地体察到近代中国变迁的几个重要方面：西潮的冲击；“步上现代化之途”；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等 等。显然，对蒋先生而言，“现代化”乃是传统中国被迫跨出的一个历史性步骤，其积极意义与负面影响是“相伴而 生”的。至于说“现代化”的负面影响之一是“旧中国恬静生活的迅速消失”，则无疑是对乡村生活的怀旧意识在作 祟。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Foucault）曾对此类心理作过考察，他指出：“在对现在或不远过去的的憎恨中，包含着 将过去彻底神话的危险倾向”（2），他举例说，“只要你对欧洲的农村建筑作过很好研究，你就会发现，试图回归到小 茅屋时代的企图，完全是一种空想。”(3)从《西潮》一书的上下文可以看出，蒋先生对西潮冲击下的现代化进程总体上 是持肯定态度的，因此，他对“现在或不远过去”并无憎恨之情，但他在表现自己对现代化进程的忧虑时，确有将“过 去”加以“神话”的倾向。事实上，在那些对传统社会或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学者中，这种倾向是普遍存在的，如果往 极端了发展，便会演变成以“反现代化”为基本取向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4）。 笔者以为，尽管传统中国“步上现代化之途”是外力逼迫的结果，但它确实因此迎来了有可能导致质变的发展契 机。无论人们或基于“文化守成主义”理念抵触“现代化”进程，或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理念批判“现代化叙事”， 均无法抹煞中国社会已在“现代化”的途路上越走越远这一历史事实，也无法抹煞传统中国因“现代化”进程而焕发的 生机和希望。因此，笔者无意加入现代化是否是传统社会的必然发展途径的探讨，而更倾心于思考中国社会如何合理地 实现“现代化”以及传统文化（含传统学术）如何合理地实现现代转型（5）。作为人文领域的研究者，笔者自然对自身 领域所发生的现代变革尤为关注，因而便格外倾向于从中国人文学术（含文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这一视角切入对上述问 题的思考。 而在中国人文学术的现代转型这一论域内，王瑶先生所构想的“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课题，无疑具有 重要的启示意义。为了便于理解该课题的理论前提，不妨回顾一下先生本人的有关论述：“从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说， 近代学者由于引进和吸收了外国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治学方法，大大推动了研究工作的现代化进程。……从王国 维、梁启超，直至胡适、陈寅恽鲁迅以至钱钟书，近代在研究工作方面有创新和开辟局面的大学者，都是从不同方面、 不同程度地引进和汲取了外国的文学观念和治学方法的，他们的根本经验就是既有十分坚实的古典文学的根底和修养， 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王国维的《宋元戏曲 史》、《红搂梦评沦》、《人间词话》，梁启超的《中国韵文的变迁》和《饮冰室诗话》等，以及钱钟书的《管锥编》 ，都可以从中很明显地看出他们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和所受到的外来影响。……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至少使文学的范围比 较确定和谨严了，文学观念有了现代化的特点，叙述和论证都比较条理化和逻辑化；这些都可以说明，即使是研究中国 古代的东西，也必须广泛从外国的学术文化中汲取营养。文学研究要发展，必须不断更新研究的观念和方法，而这就不 能不吸收和利用外国学术文化的优秀成果。”（6）王瑶于十余年前所作的这番关于近代以还中国文学研究大势的论述， 至今仍对中国现代学术史、中国古代文学及文学研究方法论等研究